曹维廉、曹鸿翥故居，即“友于草堂”，两进五间排，由曹鸿翥祖父曹定基、父曹士元对老屋分别进行两次改造，从而完成中西合璧、园林式的构筑。第一进已倒塌，门首原有第喜门，两边双扇门，挂有“文魁”横匾，中有花厅。后座有木制百叶窗藏书楼，名“学耕楼”，保存尚好。楼旁有花果园，外园为果园，内园为花园，外园套内园，有小门可通。内园有株数百年老榕分杈上建有亭台，树下陈列石桌几，有鹅卵石铺成“琴、棋、书、画”字样小甬道，沿石级可上榕树亭台。四周种梅、竹、兰等各种花卉。

　　曹鸿翥(1901-1972年)，曾用名曹佩荃、曹仙孙，航城街道琴江村人，抗日民主运动健将，中国民主促进会发起人之一。早年就学于福建协和大学，先后服役于国民革命军第17军司令部、第五军团总指挥部，曾任五省联军参议、秘书长等职。1940年，出任河北省拒毒会主席，在福建、河北等地从事抗日反蒋活动，被追杀，避于上海。1943年，参加上海中共外围组织“中华协社”，并以经商名义筹集资金，为新四军运去布匹三千匹、食盐千余担，先后四次被日本宪兵队逮捕。抗战胜利后，在沪报上发表“呼吁停止内战……举行全国性政治协商会议”，同年又联合马叙伦等61人发表《关于制止内战，实现民主政治，克服危机给美国人民的公开信》。1945年冬，与马叙伦、郑振铎、柯灵等十一人发起组织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被选为第一届理事。为扩大外围组织活动据点，1946年在上海设立民本大学(民进会所)，任董事长，校长周建人，校董有谢仁冰、林汉达、赵朴初、冯少山等。1946年2月，由王绍鳌、黄炎培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成为领导成员。同年，中共上海市委组织三百多个团体、10万余群众参加的反内战大会，曹为主席团成员之一。

　　曹鸿翥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一届、第三届中央理事，第四、五届中央委员。上海市第一届至第五届人民代表。1950年起，历任民进上海专职常务理事、秘书长、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文革期间遭受迫害，于1972年3月1日病逝。平反后于1979年7月30日在上海市龙华革命公墓召开追悼会，举行骨灰安放仪式。

　　曹维廉(1916-1984年)，航城街道琴江村人。毕业于福州英华书院，精通英语和无线电，赴上海、昆明等地从事电讯工作，参加了聂耳、冼星海等组织的抗日救亡歌咏队。后投奔新四军，是新四军最早电台的创建人。曹维廉不但自己参加新四军，还引导三个弟妹一起投奔新四军。一家四兄妹同时参军，在新四军中传为佳话。著名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曾为此特意采访了这四兄妹，并在国外报刊发表。

　　1949年上海解放，曹维廉是上海军管会成员，后历任华东工业部电器工业处处长、国家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等职。国务院原副总理、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张爱萍，曾高度评价他的高尚人格。曹维廉在工作中呕心沥血，雷厉风行，是机械工业部有名的“拼命三郎”，为中国机电工业的建设与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一贯坚持产品质量第一的原则，积极推动产品国际标准化生产，呈报党中央的《电器工业发展战略规划》，由他亲自调查，并执笔撰写，这个规划实际上成为我国电器工业发展纲要。业内人士赞誉他“既是通晓机电工业技术的专家，又是一位谙熟工业经济管理，有很高领导艺术才能的领导者。”1975年以后，他以极大的热情，全身心投入国际科技合作领域的开拓工作，以娴熟的英语经常在国际会议上作即席发言，维护了我国和世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

　　1982年，曹维廉调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在全新的工作面前，他又以“拼命”精神为促进香港与内地的经济交往，为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做了大量的工作。为实现“一国两制”伟大构想，他沐雨梳风，北去南来，辛苦奔波。1984年9月26日，他欣慰地看到《中英关于香港前途联合声明》顺利草签。两天后的9月28日，终因操劳过度心脏病发作，在香港逝世，享年68岁。江泽民同志特作《一剪梅》一词悼念之。1999年，《回忆曹维廉同志》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江泽民同志为该书题写了书名。

　　曹维廉出身书香世家。父曹士清，福州英华书院英语教师，治家甚严。弟曹维新，“皖南事变”烈士。妹曹维礼，曾任国家卫生部医药管理局局长。妹曹维真，曾任成都某大型军工企业党委书记。

　　(作者 曹自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