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振龙故居，位于董奉山之麓，龙溪之畔的鹤上镇青桥村巷口。坐东南向西北，前埕深10米，埕前有一口大池塘。故居建筑风格明制，重修于清代。六扇五间，进深19.2米，中有天井。20世纪90年代，陈振龙后裔集资按“修旧如旧”原则重修。咫尺处有圆形古井一口，井栏刻字曰：“龙源井”，下款有陈郎字样。门前左右各有旗杆碣。

　　陈振龙(1573-1619年)，长乐九都青桥巷口(今鹤上镇青桥村)人。明万历元年(1573年)生于一个仕宦之家，后寄居省城南关外达道铺(今福州台江)。自幼勤奋好学，二十岁举生员。

　　陈振龙移居省城后，弃儒经商。后飘洋出海至吕宋(今菲律宾)。经商期间，仍钟情故土，怀念父老乡亲。家乡十年九旱，田园绝收，民不聊生，记忆犹新。因此，他在吕宋发现“朱薯被野，生熟可食”，便决心引种，以造福桑梓，报答乡亲。他在商务之余，潜心学习栽培技术。

　　当时，统治吕宋的西班牙殖民者对朱薯种苗严禁出口，关卡检查甚严。陈振龙暗地购买薯藤，想方设法带回家乡。第一次装在箱篓之中，被查禁。第二次装在抬货物的竹杠内，又无法带出。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他又暗地购买薯藤八尺，秘密装于竹筒之中，用绳子系于船舷浮在海水上，终于避过道道关卡，经过七天七夜航行，于农历五月下旬抵达福州。六月初一，由其子邑庠生陈经纶向福建巡抚金学曾禀述番薯有“六益八利”、“功同五谷”，请求官府大力推广栽种。巡抚金学曾同意试种。

　　陈振龙父子在福州本屋后门“纱帽池”(今台江达道)边隙地试种。不及四个月，启土开掘，子母钧连，小者如臂，大者如拳，味同梨枣，食可充饥。十一月，陈经纶将薯呈验，巡抚金学曾批示：“准饬谷属，依法栽种。”万历二十二年，岁饥，金学曾饬令推广，“教民种之，赖以度荒。”由于巡抚金学曾认真推广，福州各地群众普遍栽种，为抗灾度荒做了一件大好事，因而广大人民又将番薯称为“金薯”。

　　番薯在福州试种成功后，很快就推广到全省各地，渐及杭州、南昌、武昌等地。明末，农学家徐光启也总结了番薯“十三胜”(即有十三条优点)，因而很快推广到全国各地。清乾隆皇帝于甲午年(1786年)向全国下了“广栽番薯，以为救荒之备”的诏书。从此，全国各地更加广泛种植，成为我国的重要粮食作物。不久又传到朝鲜、日本等国。

　　陈振龙的家乡长乐，不但引种番薯最早，而且生产、栽培、加工历史悠久。清康熙年间，东山村(今文武砂镇东海村)陈朝范之母，发明了“铁卷薯刨”，即“番薯擦”，把番薯刨成薯丝，晒干成“番薯米”贮存。后“番薯擦”改用铜制，至今犹用。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陈振龙五世孙陈世元，继承先祖遗志，将番薯的传入、试种、示范、推广、栽培、防虫、贮存等环节汇编成册，取名为《金薯传习录》。

　　陈振龙引种番薯，是我国农业历史上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他祖孙五代，历经170多个春秋，将番薯引进推广，为促进我国农业发展贡献卓著，功垂千古。不少文人墨客撰文赋诗，赞其功德。明宰相叶向高曾作《金薯歌》，有句云：“孰知传种一书生，畴及国计民生之大利。”郭沫若先生在《纪念番薯传入中国三百七十周年》一文中，高度评价了陈振龙引种番薯的历史功绩。他在《满江红》一词中写道：“荫入藤篮试出航，归来闽海勤耕植。此功勋，当得比神农，人谁识?”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世界著名科学史专家何丙郁先生指出：“四百多年来，甘薯对中国山地和瘠地的利用，对杂粮种植的多样化，起了极深刻的影响。”

　　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福州人民为了纪念陈振龙和金学曾大力推广种植番薯的功绩，在乌石山建“先薯亭”。1957年，福州市人民政府又重修了“先薯亭”。福建省农业厅为纪念陈振龙引进番薯四百周年，在长乐市召开了纪念大会和学术讨论会。1999年，长乐人民为纪念陈振龙，在他故居附近兴建纪念亭。中共长乐市委、市人民政府立“先薯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