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姓张;但是长期以来在社会上、在生活中使用的都是笔名，致使认识我的人很少知道我的姓氏和名字。

　　在长乐城关，张姓有几百户人家，是旧时长乐城关聚居的几个大姓氏之一。始祖睦公原籍河南光州固始县，唐中和元年(公元881年)随王审知兄弟参加王绪起义军入闽，居于福州东街凤池坊，代代相传就称“凤池张”。后子孙繁衍，移居到各地。长乐城关张氏先人在南宋末年从福清后俸迁来，至今已繁衍三十世。来长乐后，祖祖辈辈聚居在南山(现称“郑和公园”)脚下，祖祠建在南山上，故自称“南山张氏”。

　　南山张氏子孙除了务农，还经商，谋生计的地盘是南山下的河下街。

　　旧时长乐城关是个小镇，由三两条街道组成，其中最繁华的当数河下街。这街道，东靠南山，西濒河下江，江边码头连串，街道上牙行(旧时商品批发店)、商铺鳞次栉比。河下街是通衢要津，是远近乡村出长乐、上福州的必经之道。这里商机繁茂，人气聚集，在共和国成立之前这里被誉为“张半街”，过半的商铺是南山张氏后人开的。

　　(二)我家世代在河下街经商。祖父开设牙行，经营海鲜。每日须凌晨劳作，则以酒御寒消除劳累，日久嗜酒成性，36岁正当壮年就“酒痨”过世，遗下幼儿寡母艰难度日。斯人已去，生意链却没断。年幼失怙的伯父13岁就在“京果店”(现都叫作食杂店)当学徒，而后在马尾与族人合伙开店。家父从小摸爬滚打，传承了小生意人衣钵，成年后生意也做得风生水起。

　　据家父对我说，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公私合营之前，他已经是开了几间店的小老板。在河下街，开一间“协兴”号山货店，专卖由永泰、闽清来的各种山货。这店主要由我母亲打理。家母是能识字、左手打得滴溜溜好算盘的知识女性。在永泰，又开一间长乐特产商店，专卖来自长乐的腌蟛蜞、腌鱼之类的商品。在永泰驻店的是我表哥，家父的亲外甥，舅甥联手作生意。还在福州台江码头的“北仔街”，三人合伙开一间商店，家父占五份之二的股份。在马尾我伯父经营的商店，据说家父也有股份。他常年在福州、永泰之间奔波;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后，他在供销社当采购员，还是经常来往于永泰、闽清等地。

　　(三)五十年代后，家母因为身体原因没有联营到公家单位做事。赋闲在家的她，就当起我的启蒙老师，教我读“枇杷橄榄蔗”(《五言杂字》)、“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千字文》)之类，要我整天陷落在“一退六二五、二一二五”(斤求两)和“八七八十六、八六七十四”(珠算)的口诀之中。经几年培训，少年的我用左手打起算盘，噼里啪啦几乎是盲打;即使现在已经几十年不摸算盘，但再打起来还是十分顺手流利。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尚未成年，但没有书读，偶尔到供销社做家属工。那个年代，农民收获的洋葱、蒜头之类统一由供销社收购。一到收购时间，船运车载肩挑手提把收购点挤得水泄不通，工作人员忙得天昏地暗。特别是开单的，万一算错了被人多拿了钱，倾家荡产难负其责，因此到了开单环节总发生梗阻，骂骂咧咧抱怨的，吆喝着维持秩序的，乱哄哄，吵喳喳，越乱越慢，越慢越乱。一天，在做家属工的我，自告奋勇给开单人员作帮手，之后就李代桃僵坐到开单位子上了。当时年少，不知开单责任重大，真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一来二去，大场面开单之类的位置就找我。庆幸的是，从来没有发现我发生大的差错。我年龄虽小，但对小生意所具备的称、算、打包等等各种运作技能都掌握娴熟，且手脚勤快，于是，供销社就把我收进去做临时工，每个月有了固定工资，虽然很微薄。

　　七十年代“上山下乡”如火如荼，我是被动员对象，居委会三番两次到我家“做工作”。我和供销社领导没有私谊，但他们还冒风险把我藏在最偏僻的山村购销点，以避人耳目。这样，我就在供销社混了十多年。

　　(四)　旧日的长乐毕竟是小县城，在这“张半街”谋生的张氏后人，读的只是《五言杂字》，接触的只是算盘杆秤，造就的是店员伙计，是贩夫走卒，即使是老板，也不认识金融证券，谈不上期货交易，无缘了解格林斯潘、比尔·盖茨，更不懂尼采、弗洛伊德，这里，出不了大财阀、大学者，芸芸众生的只是小生意人。

　　斗换星移，现在的河下街更加繁荣，经营主体也更趋多元化，在这里做生意的张氏后人已经寥寥无几。八十年代以后我变换了工作;而我胞兄之前也进供销社工作，还当上了基层供销社主任。但是，我家的小生意人之链，只延续到我们这代。

　　( 阿　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