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闽国甘棠港直达福州

　　开辟甘棠港是为了招徕蛮夷商贾。商船到达长乐黄崎澳一带进入甘棠港，黄崎澳口一带古又称南交(南郊、南茭)，也是陈塘港的一个出海口。进入黄崎澳口沿陈塘港水道西行即可到甘棠街(今金峰)等处交易。从甘棠街折向西北，经潭头、テ石(今文石)(“テ”音“俨”yǎn，意为“就山崖作成的房子”，字形后来也混同作“广”，音yǎn，一些辞书也有收录，非“廣”的简化字。常被转抄为广石，或写作崖石，即今文石，属长乐潭头镇。)一带即进入闽江南港。这条穿越长乐的江海通津的水道便是闽国甘棠港。商贾到来，船集福州城下，“百货随潮船入市，万家沽酒户垂帘”。

　　《三山志》对于从南交航行到福州有详细记载。《三山志》卷六地理类海道潮信云：“【七潮】泊慈澳(敕号慈孝洋)。【八潮】转南交，山峙海中。(港内沙浅，大潮二丈六尺，小潮丈有九尺，最为险厄。舟人多于慈澳候便，及晨潮，方挟橹而济。便风，则自外洋纵繂。伪闽时，蛮舶至福州城下。国朝以南交之险，遂置司温陵，时有飘风入港者)。岭口盐埕(于历屿头、永丰、石马、砂坑、郑胡、闾山)，岁纳二百四十二万斤(旧三百万斤)。陆运二十里，避南交之险，输长乐仓。”

　　陈塘港名称始于隋代。自陈塘港开通后，经历代开挖疏浚，连通长乐北部大部分的港道湖泊，构成了长乐北乡重要的航运和水利体系。陈塘港出海口的南交本是海，唐天宝五年(746年)沙合，唐大历间重辟成港。《三山志》记载，闽国时船舶多经南交而达福州城下。南交终因泥沙淤浅而致险厄，到宋代福州市舶司移置温陵，黄崎澳甘棠港虽逐渐衰落，但仍可航可渔。

　　淳熙九年(1182年)成书的《三山志》成书时距甘棠港开辟已二百八十多年，二百多年后的甘棠港因泥沙淤积水浅而致险厄，大船须等涨潮水深时才能航行。每天船舶在慈澳(后来乃至现在多作“磁澳”)候潮，等涨潮时从南交陈塘港水道穿越长乐进入闽江。从陈塘港水道入闽江，这航线一直延续到现代。乾隆《福州府志》对南交航行的记载与《三山志》基本相同。2014年4月我们到连江的黄岐等地走访，连江县一些行船的老水手证实前些年到长乐，轮船还从闽江经五门闸进潭头到金峰到华阳等处。

　　弘治《长乐县志》卷二云：“陈塘港在县治东北四十里，其水源上自梅花江而来，下会东西二湖，并七十二洋之水，深阔数丈，长十余里。溢则开斗门归弦歌里沟及花林沟窦，以达于海。”

　　又云：“卓岭港在县治东北三十五里，旧有港从黄崎东入于海，为沙所壅，淹田数十顷。宋元祐间开港植草，培沙为堤，南由黄埕经牛山下小郊入于漳港塘。卓岭亦有港，泄水而西，厥后俱废。元大德元年县达鲁花赤浚卓岭港，经后屯、甘敦入陈塘港，然地势稍高，仅泄水三分之一，余田今犹淹没。”

　　唐大历间(766-779年)疏辟陈塘港，“外达海口，内则县东北诸路水道之所会归而相吐纳，其利不仅于能蓄，而亦在能泄”(清光绪初长乐知县徐承禧文)。所云“外达海口”，就是达南郊港，就是达黄岐澳、门口澳，位在棋山与青屿猫山之间。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六云：“又东北有磁澳江，中有孤山峙海中，分东西南北四澳，可避风，海舟常泊此。《志》云：府东有洽屿澳。又东有仙岐、漳港、门口、黄岐等澳。又有漳坂澳，皆海潮洄洑处也。”

　　除了从黄岐澳经陈塘港进入闽江的便捷水道外，顺风时也能走外洋(即《三山志》所言“便风，则自外洋纵繂。”)，绕过长乐东北角的梅花由闽江口外进入南港。

　　闽江水至琅岐岛分为南北两港。有人认为南港虽宽，中有积沙，大船无法通行，只能走北港琅岐门，意思就是长乐一侧的南港千百年来都不能通行大船，只有琅岐门是大船进出闽江的唯一通道。这完全是以现在的情况去硬套千年前的地理形势。千年前南港港阔水深，是主航道，北港狭窄多礁，是次航道。南港积沙是经过长期淤积和人为堵塞而形成，即使到近现代，涨潮时仍能通行大船。1931年版《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就云：“梅花江，在福建闽侯县东，琅岛之南，即闽江下游入海之南口也，潮涨水面颇宽，潮落时礁石与沙随处皆是，浅者仅三四尺，大船不能行驶，然大潮时即水浅之处深或二十余尺，亦由海入口要港。甲申之役，法人由梅花暗渡，直窥马江，长门炮台遂至不守。”

　　抗日战争前期，为阻日寇军舰，曾征集数万立方米大石块沉于闽江南港，在港道水下砌石墩构筑南港梅花封锁线。为取石堵江，多地城墙被拆毁殆尽，许多运石船连船一起被沉于南港。若南港不能通行大船，又何需花大力气沉石锁江?抗日战争前还能通行大船，更何况在泥沙淤积较少的千余年前?《三山志》的“便风，则自外洋纵繂。”也明确说明南宋时南港可以畅通大船。

　　五、几部古籍关于甘棠港地点的记载如何理解

　　孙光宪的笔记《北梦琐言》记载刘山甫祈祭甘棠港的文字凡两见。

　　卷二云：“葆光子尝闻闽王王审知患海畔石碕为舟楫之梗，一夜梦吴安王【即伍子胥也】许以开导，乃命判官刘山甫躬往祈祭。三奠才毕，风雷勃兴。山甫凭高观焉，见海中有黄物，可长千百丈，奋跃攻击。凡三日，晴霁，见石港通畅，便于泛涉。于时录奏，赐名甘棠港。”

　　卷七云：“福建道以海口黄碕岸，横石巉峭，常为舟楫之患。闽王瑯琊王审知思欲制置，惮于力役。乾宁中，因梦金甲神，自称吴安王，许助开凿。及觉，话于宾僚，因命判官刘山甫躬往设祭，具述所梦之事，三奠未终，海内灵怪具见。山甫乃憩于僧院，凭高观之，风雷暴兴，见一物，非鱼非龙，鳞黄鬣赤。凡三日，风雷止霁，已别开一港，甚便行旅。当时录奏，赐号甘棠港。闽从事刘山甫，乃中朝旧族也，著《金溪闲谈》十二卷，愚尝略得披览，而其本偶亡，绝无人收得。海隅迢递，莫可搜访。今之所集，云闻于刘山甫，即其事也，十不记其三四，惜哉!”

　　孙光宪，字孟文，号葆光子，生于唐末，卒于乾德六年(968年)，《宋史》有传。《北梦琐言》所记甘棠港，书中交代了材料的来源，王审知派刘山甫祈祭甘棠港，刘山甫的《金溪闲谈》亲记其事。孙光宪曾阅读过该书，后书佚，无从再得，只凭印象将其中材料收录于自己的《北梦琐言》中，十不记其三四。孙光宪生活年代很接近于刘山甫活动的年代，材料也来源于刘山甫之书，其可信程度仅次于刘山甫原文，其地点作“福建道海口黄碕岸”，“海畔石碕”，所记与长乐甘棠港情况相符。

　　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编成的《太平广记》卷第三百一十三·神二十三“王审知”条云：“福州海口黄碕岸，横石巉峭，常为舟楫之患。王审知为福建观察使，思欲制置，惮于役力。乾宁中，因梦金甲神，自称吴安王，许助开凿。及觉，言于宾寮。因命判官刘山甫躬往设祭，祭未终，海内灵怪具见。山甫息于僧院，凭高观之，风雷暴兴，见一物，非鱼非龙，鳞黄鬣赤。凡三日，风雷乃霁。已别开一港，甚便行旅。驿表以闻，赐号甘棠港。闽从事刘山甫，乃中朝旧族也，著《金溪闲谈》十二卷，具载其事。(出《北梦琐言》)”

　　此注明“出《北梦琐言》”而与《北梦琐言》原文小异，地点则按实际直接落实到“福州海口黄碕岸”。

　　洪迈笔记《夷坚乙志》卷八：“绍兴二十年七月，福州甘棠港有舟从东南漂来，载三男子一妇人，沉檀香数千斤。其一男子，本福州人也，家于南台，向入海失舟，偶值一木浮行，得至大岛上。素喜吹笛，常置腰间。岛人引见其主，主夙好音乐，见笛大喜，留而饮食之，与屋以居，后又妻以女，在彼十三年，言语不相通，莫知何国，而岛中人似知为中国人者。忽具舟约同行，经两月，乃得达此岸。甘棠寨巡检以为透漏海舶，遣人护至闽县，县宰丘铎文昭招予往视之。……”

　　福州南台男子出海失事流落海外十几年后返福州，自然知道驾舟直接至长乐甘棠港也就是福州甘棠港回家。长乐甘棠寨巡检以为是逃税的船舶，且船主是福州南台人，故移送至郡治闽县处置。“护至闽县”正说明从长乐甘棠寨巡检司送到闽县衙署。这是绍兴二十年七月之事，查《宋史·洪迈传》，洪迈时任福州教授，这是他亲见亲历亲记之事，记载不会有错。

　　《舆地纪胜》云：“甘棠港在闽县，旧名黄崎港，先有巨石为舟楫之患，唐天祐中闽王命工凿之，忽然震碎，敕改。”

　　《舆地纪胜》是南宋王象之私家撰写的地理总志，成书时距甘棠港的开辟已三百余年，书中云甘棠港在闽县。当年闽国开辟的甘棠港此时已经衰落，王象之未到过福建具体考察，他据前人所记“福州海口黄碕岸”、“福州甘棠港”，而把位于长乐黄岐澳的闽国甘棠港认在与长乐山水相连的闽县范围内是完全有可能的。

　　徐火勃《榕阴新检》也云甘棠港在“福州海口黄岐岸”。徐火勃，闽县人，藏书家，以博洽名一时，明史有记。《榕阴新检》所载多闽中事，大旨表彰其乡人也。此云甘棠港在“福州海口黄岐岸”，则是对甘棠港在福州出海口长乐黄岐澳的进一步确认。

　　王应山《闽大记》卷之二“记”云：“乾宁五年，福州黄崎江雷震水中巨石，碎之。”这是记载甘棠港的开辟，且让其从神话回归到现实，归结为自然现象所致。这里记载地点是“福州黄崎江”，也就是长乐黄崎澳。王应山，侯官人，博览群书，无意功名，足迹遍历八闽，万历九年(1581年)纂成《闽大记》，明史有记。

　　万历《福州府志》卷七十五“时事”更明确记载：“乾宁五年，黄崎港雷震水中巨石，碎之，海船利涉，人谓审知德政所致，号甘棠港。”且在卷七十六“丛谈”引有《夷坚志》福州甘棠港事。

　　以上皆明确说明甘棠港在福州黄崎，也就是长乐的黄崎(岐)澳。

　　(作者 林廉 高宇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