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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毕生的大爱献给了鸟类事业

写在郑作新院士110周年诞辰之际

http://www.clnews.com.cn  2016-10-21 16:47:44   来源:长乐新闻网  【字号

  11月18日,是郑作新院士的百年诞辰纪念日,笔者30年前在北京见到郑作新,与其家人交往十多年,结下了深厚情谊,对院士和夫人一家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更多的感动。

  郑作新(1906-1998)福建长乐人,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著名动物学家,中国鸟类学界泰斗,中国鸟类研究和动物地理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历任中国动物学会理事长,中国鸟类学会理事长,《动物学报》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主编,中国人民共和国濒危物种科学组组长,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雉类协会会长、终身荣誉会长,世界鹤类基金会首席顾问,第22届国际鸟类学大会名誉主席等职务。

  年轻博士爱国情怀

  1906年11月 18日,郑作新生于福州市一个职员的家庭。5岁时母亲去世,其父任职福州盐务局,长年在外奔波,父亲对国家和民族的大爱深深感染着他。由慈祥的祖母抚养长大的他从小喜欢鸟儿,最喜欢祖母讲《精卫填海》。精卫鸟坚毅不拔的填海精神,唤起了他对鸟类的强烈兴趣。福州鼓山林木葱茏,是鸟儿的乐园。少年时他常与小伙伴到鼓山玩耍。天空中自由飞翔的鸟儿,令他迷恋。上小学时他就认得许多种鸟儿,凭鸟鸣就能辨别出是什么鸟。

  郑作新从小刻苦读书,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在中学时,他连跳了两级, 15岁被破格录取,成为福建协和大学最年轻的大学生。还提前半年大学毕业,考入美国十大名牌大学之一密歇根大学。经历了艰难的勤工俭学生活,他的博士论文《林蛙生殖细胞发育史》发表在德国权威杂志上,1930年6月,时年23岁,成为全校最年轻的博士。会后生物系又给他颁发了特别的“金钥匙奖”。

  郑作新听从祖国的召唤,婉言谢绝了密歇根大学导师的盛情挽留,放弃国外丰厚的待遇和优越的工作条件,毅然回国,投身于祖国的科研事业。1930年9月,回到阔别四年的福州母校协和大学任教,长达18年,历任生物系教授、系主任,兼任教务长、理学院院长等职。1932年,他写成了我国大学生物学的第一部教科书及系列教材。他经常利用清晨周末或寒暑假,带领学生到大自然中去观察,并采集鱼、蛙及鸟类标本,让学生知道我国鸟类繁多及生物界的多样性,以树立人与鸟类和谐、与自然和谐的观念。

  抗日战争爆发,学校被迫迁至邵武。邵武地处武夷山的怀抱,是一处鸟类的天堂。郑作新在这里如鸟归林,3年来,他对鸟类的类别、习性、迁徒、繁殖以及分布的数量等进行长期的观察研究,并在协和大学的《生物学报》上,郑作新发表了国内第一篇关于国内鸟类种类及其生态的报告。

  1945年4月,郑作新被美国国务院文化司聘任为客座教授赴美进行学术交流,期间,他研究记录了所有流散在美国的鸟类标本,查阅了所有有关资料。1946年9月回到福州,并带回了满满的两大箱资料和笔记。抗战胜利后,协和大学回迁福卅魁岐原址,继续在协和大学任职,后到南京国立编译馆任自然科学编纂,兼任中央大学生物系教授。

  辛勤“候鸟”远走高飞

  1950年郑作新奉命到北京筹办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任秘书长。他亲自率领科考队,对我国动物进行了综合考察和全盘的研究。

  每年的春秋两季,郑作新都要泡在山林里观察研究鸟类,只有到了雪花飘飘的季节,才会“冬眠”在家。他戏称自己像“候鸟”,经常“远走高飞”,也经历了多次险象环生。1955年,在云南金边地区考察,郑作新被他骑着的一匹“欺生”的军马甩到―块大石头上,险些摔断肋骨。5年之后他又―次赴滇,在大围山刀劈斧砍般的峭壁边采集考察。连日劳顿,驮标本的骡子失蹄坠崖,郑作新也因体力不支,从马上摔了下来,胸部肋骨受伤。

  从南方郁郁葱葱的亚热带森林,到北方茫茫无际的大草原;从黄海之滨到喜马拉雅山麓,处处留下了郑作新辛勤考察的足迹。他历尽千辛万苦收集了数以万计的鸟类标本,创建了我国最大的鸟类标本库。经过13个春秋的观察、采集、检验,确定了食虫鸟的种与亚种。他又把历来的研究成果系统整理出来,1958年分上下册出版了 100万字的《中国鸟类分布目录 》。这部巨著记载了全国各地从古到今所有鸟类的情况,列举了1000多种鸟,比美国、苏联及整个欧洲的鸟还要多。这部书的出版奠定了他在我国和世界动物学界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声望也越出国界。

  一次,郑作新受邀出席在日本北海道召开的世界鹤类年会,日方却在活动中将丹顶鹤称为“日本鹤”。郑作新坐不住了,走上发言席慷慨陈词:“众所周知,丹顶鹤是国际性的迁徙候鸟,并非日本特产,怎么能叫日本鹤呢?我建议,先把名称改过来,改成丹顶鹤。”全场鸦雀无声,然后,是雷鸣般的掌声。

  半个多世纪以来, 郑作新历尽野外考察的艰辛,不知疲倦地为中国鸟类写谱立传。1955年和1958年先后编写和出版了《中国鸟类发布名录》上下卷,初步确定了全国鸟类的学名和同物异名,并搞清了种和亚种的分布,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树立起鸟类研究领域的一座里程碑。

  在研究中国鸟类分布的同时,他不断探索创新和追求。把“古北”“东洋”两个动物地理界在中国境内的分界线划在秦岭山脉,往西经横断山脉北部而延伸到喜马拉雅山脉,改变了传统的南岭界说,秦岭分界的观点,具有世界意义,得到国际认同。还根据鸟兽的分布情况,他提出“中国地理区划”,将全国划为7个区和19个亚区,在动物地理学领域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他毕生出版专著20多部,研究论文150多篇,专业书籍30多部,科普作品260多篇,他的研究成果先后7次获得国家或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奖。即使在“四人帮”肆虐期间,他也没有停止科研工作,而是修订增补他的另一著作《脊椎动物分类学》。

  1987年他撰写《中国鸟类区系纲要》一书。这部专著是中国当今最完整的鸟类学巨著,也是国际上杰出的鸟类学专著之一。它记述已知全部鸟类1186种,953个亚种,首次对我国整个鸟纲动物进行了全面完整而系统的综合总结,为世界鸟类学提供了有关中国鸟类的完整资料,也为我国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和动物保护法的制订与实施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了表彰他对鸟类学的卓越贡献,1988年,美国野生动物学会授予他“国际动物资源保护特殊成就奖”。1993年他获得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颁发的“中国野生动物保护终身荣誉奖”。

  103岁夫人陈嘉坚

  许多人都知道郑作新这个响亮的名字,但并不知道在郑作新背后还有一个了不起的女性———夫人陈嘉坚先生。

  1935年1月,正在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深造的陈嘉坚与郑作新在福州幼儿师范礼堂举行了婚礼。从此,他们相濡以沫开始了长达六十多年的风雨之路。

  1955年冬,麻雀被列为“四害”,全国各地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消灭麻雀运动,大有赶尽杀绝之势。郑作新以科学研究为基础,深入北京郊区农村,进行长达一年的调查,共采集848只麻雀标本,解剖了这800多只麻雀的胃,对麻雀全年食性作了详尽的研究。当时在粮食有定量的情况下,陈嘉坚用家里的粮食喂养了一些麻雀,以计量它们的食量,支持丈夫爱鸟护鸟。《关于麻雀问题向主席的报告》,由胡乔木转报给毛主席,这份建立在科学分析基础上的报告打动了毛泽东,马上作了批示。1960年初将麻雀从“四害”中去掉,换成了臭虫,麻雀的劫难终于结束。

  没想到为麻雀平反的事,在“十年动乱”中却成了郑作新的弥天大罪。在助手被撤消、业务工作难以为继的情况下,视科研为生命的郑作新只能将工作移到家中进行,陈嘉坚自然地成为他的得力助手。1971年陈嘉坚退休后,就以主要精力协助丈夫的科学研究工作。在她的协助下,郑作新的《秦岭鸟类志》《中国动物志———鸟纲·鸡形目》《脊椎动物分类学》等10余部专著出版了。

  更让人感动的是,为了更好地协助丈夫工作,她与时俱进,80岁高龄学起了电脑,帮助郑作新完成打字、查找资料、整理文稿等日常工作,成为他最得力的助手。

  1997年9月5日,郑作新病重再度送进北京医院,病中的他始终不忘自己的研究工作,时刻惦记着还未完稿的《鸟类志》第12卷的编撰工作。陈嘉坚日夜陪坐在丈夫的床旁,把他口述的内容记下来,然后再整理,持续了半年多。

  1998年6月27日,郑作新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失去丈夫的陈嘉坚忍住心中无比的悲痛,牢记丈夫的遗愿,将她对院士丈夫的爱全部投入到他生前未完成的事业中。耄耋之年的陈嘉坚着手进行郑作新遗著手稿的整理出版工作,约百万字内容的输入和大量的校对工作都由她一人承担。1999年她完成《中国鸟类种和亚种分布名录大全》的增订出版。2000年完成《中国鸟类系统检索》的修订出版。2001年完成《世界鸟类名称》的增订出版。此书由郑作新的研究生译成英文同时出版。

  2002年8月,国际第23届鸟类学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这是世界鸟类协会成立近百年来第一次在亚洲开会,标志着中国的鸟类研究已跻身世界先进水平。大会如期在中国举行,这是对中国鸟类学奠基人与鸟类相伴一生的郑作新的最好纪念,也是世界同行对中国鸟类学研究成果的充分肯定。陈嘉坚应邀出席大会,身着西裙、精神矍铄、气质优雅的老人手捧由她整理出版完成的郑作新遗作《世界鸟类名称》的4本鸟类研究专著,款款上前,将书郑重赠送大会主席。老人的非凡气质和举动令全场倾倒。

  陈嘉坚先生如今已经103岁高龄,近日笔者与她通话,她仍思路清晰,依然关注福建家乡的鸟类事业文化建设,她把爱祖国、爱人民、爱故乡、爱丈夫、爱大自然、爱鸟类有机地融在了一起,形成涌动不息的大爱。与鸟儿齐鸣,随鸟儿飞翔,这是她永远的梦想。

  (作者 蒋滨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