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文学作品都不能没有情感，优秀作家不论写什么题材，都要鲜明或隐晦地、直接或曲折地把自己的情感倾注到作品中去。诗歌所抒发情感，比较其它文学样式更集中、更强烈。恩格斯也曾引用过欧洲诗人的名言：“激愤出诗人”;古人也说过“无情即无诗”。唐代白居易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他还对情与诗的关系作过一个生动的比喻：“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把感情比喻成一棵树的根，感情是诗支柱和灵魂，语言、声律只是枝叶。

　　近体诗的格律，充分体现汉语的特点，得到人们认可。按近体格律写诗经久不衰，时至今日还方兴未艾。“诗以意为主”，格律、声韵只是枝叶、外壳。正如唐·杜牧《答杜充书》说：“文以意为主”，“辞采章句为之兵卫。”所以说诗意与诗律是内容与形式关系，形式应服务于内容。一旦内容与形式发生矛盾时，只好违背形式，也就是宁可有损于外壳，而不可有损于灵魂。

　　一、拗体诗的出现

　　以近体诗七律格律来衡量，有几个方面不符合。首先，律诗中间两联对仗。该诗只有颈联对仗。律诗忌讳重字重词。而该诗“黄鹤”一词重复三次。为了造就“黄鹤楼”声势，不以词害意，前面四句都是拗句。所以有人说，这首诗不是律诗而是律古参半的诗。

　　黄鹤楼，在今湖北省武昌蛇山上。为什么名“黄鹤楼”呢?原来有几种传说：《南齐书·州郡志下》谓仙人子安曾乘黄鹤经过此楼，故名。《太平寰宇记》记载：古时有费文祎成仙常骑黄鹤在楼上休息，因而得名。而《江夏县志·报恩录》另有别说：有姓辛的在这里卖酒，有个道士常来喝酒，却不给钱。一天道士用橘子皮在壁上画了一支黄色的鹤。他拍手唱歌，鹤居然起来应节跳舞。一时来看的人很多，十年后姓辛的家庭兴旺，财源广进。后来道士又来吹笛。笛声悠然，有白云从天而下，壁上的鹤飞到道士面前翩翩起舞，道士就骑鹤乘云而去。姓辛的为了纪念道士，就砌这座楼，名“黄鹤楼”。相传历代屡毁屡建，1956年因修武汉长江大桥，拆去旧楼。

　　由于崔颢以意为主，不受格律束缚、限制，把怀古与思乡感情融合在一起，这感情又和黄鹤楼景色交融一道，达到了高超的意境。南宋·严羽给这首诗以极高的评价：“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引自《沧浪诗话》)该诗意运所至，灵感顿生，感情自然流露，从而收到“意得像先，神行语外。”(引自沈得潜《唐诗别裁》)的艺术效果。难怪诗仙李白感慨万端：“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李白登黄鹤楼终不留题而去。后来李白游览金陵(今江苏南京市)，登上凤凰台，凤凰台故址在今南京南面的凰台山上。相传在南朝刘宋元嘉十六年(439)有三支五彩颜色的鸟飞集金陵东南的山上，状如孔雀。人们认为是传说凤凰来临，便在山上建了一座凤凰台，这座山因此叫凤台山。李白见景生情，写下了《登金陵凤凰台》一诗：

　　此诗格律气势及意蕴神髓，当可与崔颢《黄鹤楼》媲美，但此诗也是拗体诗。因为根据律诗“黏对”规则，第三句应与第二句相黏，而该诗却相对。李白是写诗能手，对诗的格律运用自如。我设想：李白考虑为了合律，只能把“吴宫”、“晋代”改为“吴代”、“晋宫”，但这两词显得生硬别扭，不为人们所接受，为此“重神韵轻格律”的李白宁可打破格律，失黏犯律，舍声从辞了。

　　为了充分 表达自己的情感，宁可犯诗家之忌，也不以词害意。唐·孟棨《本事诗》载：崔护于清明日独游长安城南，见一庄园，花木丛萃，而寂若无人。护口渴叩门求饮，有女子以杯水至，开门设床命坐，独倚小桃斜柯而立，意属殊厚。久之崔辞去，女送至门，如不胜情而入，崔眷盼而归。来岁清明，护往寻之，门墙如故，而已锁扃，因题诗于左扉。

　　以上诗仅是崔护的初稿。当时他反复斟酌，觉得“意未完，语未工”，便把第三句改成：“人面不知何处去”。虽然“今”两次出现，犯了诗家之忌，但“只今”比“不知”亲切多了。人面杳然，桃花依旧，双门紧闭，诗人情绪发生剧烈的转变，“只今”一词，充分表达无限的惆怅与失望，而且呼应首句，突出今日的感慨。弄巧成拙，“不知”一词不能表露作者这一意念。正如《诗人玉屑》评点说：“盖唐人工诗，大率如此，虽有两字‘今’不恤也，取语意为主耳。”

　　近体诗五绝，失黏失对比比皆是。《千家诗》共选“五绝”三十九首，其中失黏失对的拗体诗占十首，甚至家喻户晓的名诗，也是拗体诗：

　　根据律诗绝句的“黏对”规则，第二、三句应相黏，以上五首绝句，第二与第三都是相对。也许是约定俗成罢，五绝第二、三句失黏，也合律，得到人们的默认。

　　二、拗句的出现

　　杜牧是写绝句高手，他的诗也出现了拗句：

　　为了数目字趣味，第三句“多少楼台烟雨中”连用五个“仄”声。

　　《红楼梦》里林黛玉教人作诗时说：“若是果有了奇句，连平仄虚实不对都使得的。”这实际上是曹雪芹写诗的观点：讲格律必要时可以突破格律。为了诗的意境，苏轼有的诗，出现了诗家之忌——三平调。

　　三、有拗不救

　　“有拗必救”，一般诗人都遵循这一原则，采取本句自救和上下句相救。但要救的“字”，影响诗意时，只好作罢，古今律诗不乏其例：

　　第五句“叶浮嫩绿酒初熟”(平平仄仄平平仄)第五字“酒”，是仄声。这样第六字“初”处于“孤平”状态。按理下句第五字要用平声字来救。偏偏下句第五字“蟹”也是仄声，起不了拗救作用。如果把仄声(蟹)换成平声鱼类字，则失去“冬景”的特色。作者权衡利弊，只好作罢。本人过去习作一首诗也遇这样“欲救不能”的境地：

　　第五句第五字“白”系仄声字，“帆”变成孤平，须在下句第五字找一平声字，加以拗救。而呈现色泽的平声字，只有“黄”、“红”、“橙”、“青”等字。斟酌再三，只有“青”颇接近。但“青树萋”又不为人们所接受，只好从辞舍声，用上仄声(绿)。

　　四、邻韵相押

　　金代修订的“平水韵”来衡量前代律诗、绝句，不难发现他们不受韵书限制，而用相近的邻韵来通押。“平水韵”平声韵三十韵。韵有宽有窄，字数多的叫宽韵，少的叫窄韵。最多“支”韵有二百十六字;最少“江”韵只只二十二字。诗人不受韵书限制，突破韵律。

　　这首用“纷”、“魂”、“村”押韵。“纷”是“平水韵”十二文韵;“魂”、“村”是十三元韵。毛泽东的《七律·长征》中，“难”、“丸”、“寒”是平声“寒”韵，而“闲”、“颜”是平声“删”韵。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韵都可以相通，或其中一部分相通，这叫“通韵”。平水韵中，“东冬”可以相通，“支微”可以相通，“庚青”、“江真文”、“寒删”、“江阳”亦可相通。“通韵”说明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

　　近体诗的字数：律诗限定每首八句，有五言律诗和七言律诗两种。五言律诗每句五字，全首四十字;七言律诗每句七字，全首五十六字;绝句限定，每首四句，七言绝句，全首二十八字，五言绝句，全首二十字。要在有限的文字中包含无限的意境和韵味，所以要选取简洁、形象的语言来表达，特别是一句诗或一首诗最精炼最传神的字即“诗眼”更要一番斟酌。“字眼”不但要形象鲜明，而且还要平仄分明，合乎格律，所以要平仄分明，合乎格律，所以要找到恰到好处的“字眼”，是多么不容易啊!此中甘苦，历代诗人溢于言表：

　　张司业即张籍，因他晚年任国子司业，故称张司业。王安石称赞张籍诗句平易自然，平中见奇，表面看好像不费心力，其实是呕心沥血之作!虽评张籍诗句，实是自己经验之谈。王安石《泊船瓜州》“京口瓜州一水间，锺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这一首的创作过程是最好的印证。“春风又绿江南岸”一句改用“支”、“过”、“入”、“满”等十余字，最后才定为“绿”字。真是：

　　两句“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最初想用“推”字。又想用“敲”字。犹豫不决。就骑在驴上反复吟哦，时时用手作“推”和“敲”的姿势，因而冲犯了大官韩愈的仪仗队。韩愈问明情由，停下马来想了许久对他说：用“敲字好!”(以响衬静)。

　　《毛泽东诗词故事》一书中讲述“毛泽东虚心改诗”一事，令人难以忘怀。

　　该诗最早发表在《诗刊》一九五七年一月号上。有一位读者从书刊中读到《七律·长征》时，反复吟诵，觉得第三句“五岭逶迤腾细浪”中已出现了一个“浪”字，而在第五句“金沙水拍云崖暖”中又出现了一个“浪”字，上下显得重复，不如把后一个“浪”字改为“水”字为好。于是，他给毛泽东写信把这个想法提了出来。毛泽东接到他的来信后，仔细推敲，觉得这个意见提得好，便立即改了过来。1958年12月他在文物出版社刻印的大字本《毛泽东诗词十九首》的眉头作注说：“浪拍：改水拍，这是一位不相识的朋友建议如此改的，他说不要一篇内有两个浪字。是可以的!”

　　唐朝诗圣杜甫老于诗律，出语惊人，皆是从锤炼中得出。北宋文学家欧阳修《六一诗话》中记载杜甫的“炼”字，的确达到“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程度。

　　陈从易偶然得到一本残旧的杜甫诗集，其中文字多有脱落，《送蔡都尉》诗中有“身轻一鸟”，最末一字脱落。陈公于是和几个客人试着补上一个字，有人补“疾”字，有人补上“落”字，还有加上“起”字、“下”字或“度”字，一时难以定夺。后来陈公又得到了杜诗的旧刻本，原句却是“身轻一鸟过”。陈公深深叹服，认为这虽然只有一个字，但许多人都不能达到杜甫的润色之功。

　　的确，“过”字是诗人刻划蔡都尉动作迅疾，跳跃时像鸟儿在人眼前飞过。“过”言鸟儿飞得又高又快又轻。而众人所补的“疾”只言快速，“落”、“起”、“下”是说动作的开始和结束，“度”字语意不明确，都不及“过”字生动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