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子在弯弯曲曲的山间水泥路上行驶，路两旁一人高的蒿草开出淡淡的白色小絮花，正随风轻轻地摇曳着。每一次返乡，无论是坐车还是徒步，望着眼前逶迤而过的群山，总觉得既熟悉又陌生，有一种莫名的感怀萦绕心中。

　　这大山，这大路，带给我太多的回忆。虽然我从小就生活在外祖母家里，但由于离故乡不上二十华里，还是经常来来往往于其间。从小我就看惯了房前屋后的青松野花，看惯了如兽脊一般的山脉和潺潺有声的溪流。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后，正逢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亦以回乡知识青年的身份回到故乡参加农业劳动。

　　那是一个贫穷而艰辛的年代。而地处山区的故乡更是比平洋地区艰苦十倍。我们耕种的是梯田，上梯田与下梯田往往相距一二丈高，长着浓密的杂草，是毒蛇野蜂的栖息地，稍不注意就会受到它们的的袭击。

　　但这还算不了什么，更叫人觉得累的，是乡亲们常常为争取最起码的生存条件而争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紧张。白天，由生产队统一安排农活；晚上，全生产队的人，就围在马灯旁评定工分。有时为争一个工分，会喋喋不休地吵闹到下半夜，而一个工分才值五六分钱。

　　像我这样的新手，田里的技术活干不了，重体力活也干不了。适合我干的，唯有放牛。每天太阳出山后，我就赶着生产队里的七八头牛往深山里走去。我倒十分喜欢放牛，因为我可以利用放牛的闲暇看一些书，或写一些诗。每天出去，我总要背着一大包的书，里面塞满了我喜欢看的《普希金抒情诗》《海涅诗选》等经典名著。我的这种举动，常引来四邻怪异的眼神。有一次，我看书太入神了，有两只淘气的小公牛趁我不注意时，蹿到生产队的稻田里吃去了一大片的青苗。这可惹了大祸，生产队扣了我一个月的工分。

　　那时的生产队基本上为那些强劳力所把持，怎么评分，评多少分，几乎都是他们说了算。像我这样的读书人常为他们所不耻，打心眼里鄙夷你，并在评分上打压你。从鸡叫干到鬼叫，一天还挣不了四五角。一年干到头，竟换不回一份口粮。每到分口粮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家最难堪的时候。母亲拿着条口袋，倚在生产队仓库的门边，看着人家分了口粮回去，而她却要等到最后“另外处理”⋯⋯此时母亲的眼睛总是充满无奈和悲凉。

　　那时，我常为自己的无能而自责。记得有一年夏收，天刚朦朦亮我就下地割稻子。到太阳出来时，我已收割了一大片。接下来，必须将稻子挑到打谷场去脱粒。试了试一担的稻谷，觉得超重了许多。可看到别人挑起就走，我也只好硬撑着挑起来，一路蹒跚前行。当要跨过一步宽的水沟时，我怎么也迈不过去，肩上前后两捆稻谷如两座大山，早压得我喘不过气。踌躇许久，我只好咬紧牙关一使劲，伸腿跨过沟去。谁知前腿刚跨过去，后腿却无力收回来，一个趔趄，摔倒在沟里。当我从满是污泥的沟里站起来，禁不住悲从心来。想不到十年寒窗苦读，竟斯文扫地，沦落到如此田地，两行热泪禁不住潸然滚下……这一幕,像烙印一样打在我的脑海之中，每每想起，都会不寒而栗。

　　后来，母亲见我实在干不了农活，就想办法托人在村小学为我找了个代课老师的工作。虽说月工资有24元，却是永远都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

　　这是一个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山村小学，全校除一名姓郭的公立老师外，就我和另一名代课老师。全校学生不上五十人，分三个教室上课。教室里的课桌椅多是短胳膊缺腿的，有的甚至用绳子捆扎勉强支撑，稍不注意便会砰然倒趴。即便如此，我还是非常热爱这份工作，因为它让我摆脱了繁重的体力劳动，终于能够发挥我的文化特长了。

　　正当我踌躇满志，一心想干好这份工作时，却接到学校的"解聘"通知。这个通知像一盆冷水从头泼下，让我浑身上下冰凉透顶！要知道，我在这个学校才教一个星期的课呀！我百思不得其解，去找郭老师寻问原因。郭老师苦笑着说，这是大队领导的旨意，学校只是奉命行事。又过了一周后，大队支部书记的女婿顶替了我的位置．我带着满腹的屈辱又回到了地头，默默地忍受着他人的白眼与讥讽……

　　一年后，我的一个同学的哥哥，在莆田地区进修学校工作。他听了我的遭遇之后，很是同情。在这之前，他曾在报刊上读过我写的诗歌，认为我是一个“人才”，便有心帮助我摆脱困境。当时福清长乐都属于莆田地区管辖，他说长乐缺代课老师，问我愿不愿意去长乐代课。困境之中的我，犹如见到一缕光明，便满口应承了下来。

　　一九七八年八月里的一天，我走出了被重山包围的小山村……

　　来到长乐，先是代课，当民办，接着转正、调出，后来到市报工作，一呆就是四十多年。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我的思绪总是常常回到这一片故土。从那段艰辛的人生岁月中汲取不断支持我奋力向前的精神营养。可以这么说，她已经成了我须臾不可或缺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