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成块、路成网、渠相连，两臂展开长达15米的施肥机，在一望无际的稻田间纵横。稻田上空，今年新购置的无人机正低空喷药……

　　稻田的主人叫傅木清，全国种粮大户，仅他和他的运丰优质稻合作社就流转承包了6000亩地。傅木清所在的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河田镇，曾经“有雨三天涝，没雨三天旱”。旧时望天地，今日稳产田。改变，源自5年前那场从长汀一县到福建全省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探索和实践，路径是“机制活、产业优”，目标是“百姓富、生态美”。短短12个字，却意味着从宏观理念到具体操作的全面创新。

　　“我们已制定并出台了一整套生态文明建设保障机制。”长汀县县长马水清说，“就是要用制度把探索出的经验固化下来、坚持下去，确保全进而胜，绝不半途而退。”

　　古城镇梁坑村，每片林地都摆着一墩墩大花盆，栽着奇特的植物，数一数，每亩地里大约100盆。村民华庚生小心翼翼地挖出一株，长长的根须上结着一颗颗小球，当地群众给它起了个别名：金丝吊葫芦。“它叫三叶草，一种中药。这种花盆叫控根容器，根须一碰它的壁，就能结出小球——值钱的就是这些小球，每盆一季结二三两，每斤价格1200元。”

　　长汀用机制创新的“一根金丝”，吊出了转型发展的“大串葫芦”。“再过5年，我们水土治理将追近发达国家水平。”县委书记廖深洪说。

　　青山驻金，绿水淌银。2016年8月，中办国办印发《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福建)实施方案》，福建成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探路者。

　　福建省福鼎市磻溪镇桑园水库附近的茶园景色。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 摄

　　福建，多山，多水，多绿，森林覆盖率多年居全国第一;至2015年底，连续37年水、空气、生态环境全优。

　　生态佳，不等于发展佳。2016年8月，中办国办印发《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福建)实施方案》，要求推动一些难度较大、确需先行探索的重点改革任务在福建先行先试，发挥福建改革“试验田”作用，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有效模式，引领带动全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戴上了“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帽子”，帽新面子亮，但如何“形象一新”?怎样把看不见的“无价”变成实打实的“有价”?

　　福建生态文明试验的脚步其实早已迈出。2014年，福建始创“生态文明示范区”和推行“绿色GDP”体系——对全省85个县市区按照国土功能区划，34个县取消GDP考核，取而代之以水质水量、大气质量、污染物排放控制等为主要内容、具有实践操作意义的考核标准。

　　考题变了，解答自选;路径千条，改革为大——“有价”之后，如何让原本“吃力不讨好”的治污成为市场的“新宠”?如何让“只见芝麻难见西瓜”的远期效益尽快“变现”?如何让加重负担的环保投入转而变身赢取竞争优势的“制胜利器”?如何让“孤军奋战”的环保监督迎来“八方呼应”的新局?

　　记者数下八闽，“问”绿福建。

　　治污有价——探索市场化机制保护环境

　　治污难，一难在技术和投入，二难在只见生态效益不见市场利益。一定如此吗?

　　南平市炉下镇和太平镇的前世今生令人瞠目：昨日，污水横流、臭气熏天;今天，绿树葱茏，溪水清冽。

　　正大欧瑞信公司董事长李建飞来此之前，已经有两家公司来过这里，目标都是治理生猪养殖污染，但均铩羽而归。南坪溪和杜溪分穿炉下和太平，流入福建最大水电站——水口水电站,其下游即是闽江，福建的母亲河。

　　此地安置了大量库区移民，直至本世纪初，整个南平市延平区依旧将养猪作为移民致富项目，炉下、太平两镇发展尤其快，几乎家家有猪场、户户上规模，外界戏称为“中国最大的母猪基地”。

　　结果，富是富了，环境被严重破坏，两溪注入的长万水库，被戏称为“最大的天然化粪池”。

　　两个“最”，成了多届南平市负责人的心病。

　　李建飞曾多年从事生物菌种引进研究和市场推广，并在全国多地有过生物治污的尝试，得到农业部、中科院等机构的认可。

　　这一次吸引他的，是当地对前两家企业失败的反思：“技术各有长处，关键你得让我能赚到钱。”

　　据测算，一头生猪污染处理成本约200元，农户各自治理不现实也不经济。之前两家公司用政府的补贴帮政府做，好做则做，难做则撤。怎样才能让治污变成政府、农户、公司三方都得利的事呢?

　　2014年，福建省首个第三方治污模式在南平亮相：当地政府按养殖场面积向养猪户每平方米每月收费2元，一年24元中，19元交公司购买治污服务，5元留底作监督保障;公司用这笔钱投入管网、设备建设。

　　“我们沿溪逐级建了二三十个小型集中污水处理点，既节约逐户收集的成本，又避免二次污染，还发挥生物菌的高效处理能力。用技术与工艺优势，换出了成本空间。”李建飞说。

　　几轮清理后，符合标准的农户只要交一点费用，就不用操心污染。更有价值的是，政府不必再天天盯着千百家养猪户，只要盯住公司一家，达标则奖、未达则罚;不养猪的农户，则可以在生态农业园就业，收入也有保障。

　　当了多年“化粪池”的长万水库，终于碧波轻漾。去年底，南平第三方治污模式被福建省政府认可并发文在全省推广。

　　但是，假如没有技术和工艺优势，还能搞第三方市场化吗?

　　龙岩是座资源型城市，煤炭等14种矿产资源量居全省第一。距市区仅5公里多的红石山上，就有3个中型煤矿和200多个无证小煤矿，以及伴此而生的小冶炼、小铸造等“五小”企业。开采挖掘几十年，红石山遍体鳞伤，处处塌陷。既是生态恶地，又是地质灾害险地。

　　2008年，新罗区政府下决心关停红石山上所有企业，进行生态修复，显然，这是一场工程浩大、耗资甚巨的工程。请进过一家企业，仅前期勘测、调查就花了1亿多元，再也干不下去了。

　　林文出场了。林文，当地一家规模靠前的民营煤企经营者，拉着当地一家水泥民企一起接盘。

　　林文说：“原因也简单，一是自身转型需要;二是懂开矿，了解治理技术和难点;第三点最重要，地方政府支持。”当地不仅同意股权全部转让，而且优惠条件和治理标准不变——全面完成3513亩“伤地”生态治理，其中1150亩可用于地产开发。

　　这样的支持，成为红石山成功修复的关键。由于一度资金周转困难，林文甚至有了“跑路”的想法——修复塌陷和关停“五小”所需的资金量太大，为能确保准确无误修复，他们在全省首次采用了原本用于找矿的“超声波物探”技术，探测可达地下150米;有土层宜绿的地方全部绿化;下陷区域则修成人工湖。

　　今日红石山，焕然变新城。学校、医院、社区一应俱全，绿化率70%以上。“截至目前，修复投入已耗资6.8亿元，所有‘五小’均顺利关停。”林文告诉记者，“这期间当地政府从未给我们断过已修复土地挂牌转让后的资金供给。”

　　物质是一种财富，生态也是一种财富;经济发展，离不开市场的力量;生态文明建设同样也离不开市场的力量。这是第一个答案。

　　“绿”能生金——化生态优势为发展优势

　　种树人称种树是“种银行”。“绿色银行”好是好，却只“存”难“取”。可非得直接取吗?

　　山多、树多，生态好，纠结也不少。

　　杨立忠是武夷山市林业局局长。福建获批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后，武夷山成为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域。杨立忠的任务就是确保九曲溪上游流域生态环境，用10到15年时间开展“青山赎买”，收储6.6万亩人工商品林，将其改为生态林。

　　武夷山，福建标志性符号之一，景秀，茶香。武夷岩茶名闻四海，前些年茶好价高，有人便毁林种茶，导致水土流失。以往无论下多大雨都一水清清的九曲溪，时见混浊。

　　要美景还是要富裕?要生态还是要发展?武夷山的两难选择，也是整个福建的两难选择。

　　家在九曲溪上游星村镇黄林村、办茶厂已10年的孙硷有发现：制出的茶质量越来越参差不齐。“其实就是生态的问题。生态好的地方，茶品有保障;不好的地方，施肥用药就多，再好的品种也没用。”

　　道理明白了，决心就好下。2008年，武夷山开始全面禁伐各类林木;2011年，不再批建新茶园;至2015年，除了国家和省级生态公益林外，武夷山市还在全省第一个给自己增划了20.2万亩市级生态林，对群众的补贴标准不变。后来又再加6.6万亩，市财政每年掏2000万元，收储标准是每亩2200元，去年一年就收储2100多亩。

　　显然不够快，但“碗”就这么大，怎么才能让“饭”装得更多呢?

　　今年杨立忠设计了一个新方案：由“赎”改“租”。“同样的钱可以办更多的事，而且延续林改成果——产权不变、贷款继续，还能让林农兼职管护，既提高生态维护能力，又额外增加收入。”

　　这样一来，花钱是不是更多呢?“只多花一点，但可以为我们赢来更大的效益。”武夷山市常务副市长谢金润另有一套“发展公式”——今年7月6日，中国进出口银行福建省分行与他们签订了一份授信合同，以武夷山生态文明品牌这个无形资产为抵押，授信金额200亿元!“这种投资与授信，目前越来越多。”

　　“在市场经济中，生态的效益其实并非摸不着、看不见。”张长发是南平市发改委副主任，他也曾因生态问题纠结过：南平是福建老工业城市，曾雄居全省发展前列，自从成为生态文明示范区后，GDP便一直垫底。

　　可也就从这一年起，南平却越发坚决地停批引进所有矿业开发、高耗木材加工、污染工业等项目，累计关停企业600多家。

　　“这账还有另一种算法。”张长发告诉记者，正因示范区建设，南平先后获得“绿色示范城市”“低碳城市试点”“GEP(生态系统生产总值)试点”等多个国家级金字招牌，如今每年仅因此而获得的国家财政、基金支持就超过8亿元，占本级财政10%以上。

　　“百姓富、生态美”，除了“变现”为发展驱动，能不能更直接地“变现”为群众致富呢?

　　河田鸡是长汀县名声在外的特产，可惜受“山寨”和假冒伪劣冲击，一边名声很大，一边却难以形成致富产业。眼下，这道难题终被电商破解。向生态要效益，其中最直接的一条路就是发展生态、高效农业。有特色产品、有丰沛劳动力、有生态修复驱动，唯一短板就是“卖难”。

　　从5年前探索生态文明建设开始，长汀便着手发展农村电商产业，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与阿里巴巴合作，成为阿里巴巴村淘项目在福建设立的第二个试点县。去年7月，长汀获评福建唯一“全国农村淘宝最具潜力示范县”。

　　“统一收购、全程冷链，每只鸡身上都有二维码，记载生产、加工、物流等信息。”长汀籍作家北村去年回乡当了电商。通过电商平台，河田鸡去年销售量百万羽以上，占出栏量近1/3!其实，何止一只鸡，有了电商这个法宝，远山中的生态效益，正在成为长汀农民的致富新路。

　　生态是无价的，也是有价的。改革和创新，就是要学会把无价转化为有价。这是第二个答案。

　　“优者通吃”——环保倒逼创新发展

　　环保投入无终点。对于企业只是负担吗?对于地方只是苛责吗?换个视角，其实相反。

　　李纪明是三线建设者的二代，他在半百之年将自己的梦想寄托在上杭县蛟洋铜产业循环工业园。

　　李纪明的公司叫德尔科技，开发的项目是氟化工中的绝缘气体：六氟化硫和电子级四氟化碳。先说技术有多牛：同样成本下，电解提纯后，国际标准纯度为5个9，也就是99.999%，他们则达到6个9，高一个等级。再说竞争力有多强：日本KDK公司原为世界最大的电子级四氟化碳制造企业，如今硬是被德尔逼得停了产。

　　为什么选上杭县?一是原料，二是环保。

　　上杭是国内著名有色金属企业紫金集团所在地，金铜等资源丰富。可铜冶炼本身会产生大量副产品，比如硫酸。又是危险品，不宜远距离运输。就地消化，吃干榨尽，这是正在申创国家级循环工业园的蛟洋的不二选择。

　　“吃”得“吃”出水平来。

　　紫金自己先“吃”第一级——“在铜泥(阳极泥)回收方面，我们已摸索出一条提取稀有贵金属的工艺技术路线图，正在申报国家专利，每年可回收黄金5吨、白银126吨、粗硒78吨。矿渣最后还可变成水泥、建材原料。”紫金铜业总经理廖东杭告诉记者。

　　贵州瓮福集团“吃”第二级——70%的硫酸，其后产生的无水氟化氢正是德尔的原料。也就是说，德尔“吃”的是第三级。

　　原料满足了，更让李纪明认同的是蛟洋工业园的环保理念。“第一个条件就是要进入省级以上工业园。我们不是做一锤子买卖的，未来目标是做全球最全品种的氟化类制造企业，源头就得有个好基础。”

　　想是这样想的，没料到2014年进入蛟洋时，碰到的第一颗“钉子”偏偏是环保。为确保万无一失，工业园要求每家入驻企业必须建造一个应急池，以备应对污液泄漏。“可我们全过程几乎没废水”，争了几轮，李纪明最终没拗过园区，在厂里建了应急池。“幸亏他们有先见之明。”去年，有关部门对蛟洋这类工业园做出了“必须建造一个应急池”的规定。“如果现在再调整规划，我们的成本会更大。”李纪明庆幸。

　　所谓先见之明，其实就是对生态价值的认知;反之，也只有懂得生态价值，才能运用这种价值来推动现代工业发展。

　　一场堪称纸业生产的革命性创新，眼下正在三明市青纸公司中酝酿。推动这场创新的，就是生态价值。

　　青纸是家老国企，专业生产高强度牛皮纸。造纸是制污、排污大户，青纸也不例外，它一家排放的COD(化学耗氧量)总量，几乎占全市一半。“这意味着，我们若不减下来，全市工业都难以发展。”公司负责人张发柳说。其时，福建已实行减排总量控制。

　　2011年，青纸的COD标准从350降到国标90以下。折算下来，相当于分别产生了3194.1吨、174.1吨和285.14吨的COD、氨氮和二氧化硫可交易排污权。2014年，青纸成为福建第一家实施排污权交易的企业，减排带来的净收益超4000万元。

　　“更关键的是为新项目腾出了空间。”这个新项目应用的是世界上首个物理制浆生产工艺技术，“如果成功，不仅可再降低90%的污水排放量，而且将改写化学制浆的历史。”张发柳介绍。

　　破坏生态，要付代价;顺应生态，可得差价。

　　2014年，福建开展环境资源有偿化改革，首批对钢铁、造纸、皮革、化工等8个行业实行“所有新建工业项目的排污总量指标均需通过交易获取，不再进行无偿调剂”。三明将这项改革覆盖至所有行业及扩建项目。同时，为鼓励环保“优者进、差者退”，又创新了“排污权抵押”，清流县东莹化工公司成了第一个“吃螃蟹”者。

　　东莹生产一种新型制冷剂，2002年投产，各项排污指标均达标。2014年扩产，2016年建成。按规定先从海峡交易所购买了49吨二氧化硫指标。在这两年的建设期中，指标还可以抵押贷款。

　　“以前规定，贷款必须凭建成验收后发放的排污权许可证，且只能专项用于购买排污权。”福建海峡银行三明分行总经理陈上经告诉记者，“现在只需凭交易凭证就能质押，且使用范围扩大到基础建设等。”

　　让“优者通吃”，而非“强者通吃”。生态可以产业化，产业也能生态化，同样需要运用价值规律，环保倒逼才能充分发挥其威力。这是第三个答案。

　　“督企”转“督政”——当好“守山人”看好“责任田”

　　排污权交易制度能够最早在三明试点，与吴成球的探索密不可分。

　　吴成球是三明市环保局局长，在全省9个设区市环保局局长中资格最老。三明是福建老工业城市，钢铁、化肥、造纸等，既成就了这座城市过往的辉煌，又成为当下环保的“拦路虎”。之前，每遇污染问题，环保部门冲锋一线，疲于奔命，像灭火队员。能不能换种监督方式?

　　2014年初，三明市环保局在福建率先出台《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实施细则》，根据企业环保状况分“优秀”到“不合格”4个等级。更厉害的是，他们还把这些信息在当地媒体公布。这下炸了锅，不少企业因为“不合格”，有的被政府责令停产，有的被银行停止供贷，有的被暂停上市计划。当地一家国企，自2004年建成投运，倚仗其“不能被停产”的特殊行业身份，借口试运行迟迟不验收，屡被罚款，仍不整改。被评“不合格”后，地方政府取消其所有评先、评优资格，相关资金补助也被终止。

　　从“督企”到“督政”，就是要用制度手段让各级政府担起环保“第一责任”。

　　“与往年相比，今年党政环保大考把坚持绿色发展作为首要责任，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纳入地方党委政府考核，并大幅提高权重，占比约52%。”福建省环保厅厅长朱华告诉记者。不仅如此，责任单位涵盖省发改委、经信委、林业厅等十多个部门，对环保以外的职能部门考核的权重占比从往年的26%上升到53%。

　　“两个50%以上，意味着环保不再只是环保部门的事，而是各职能部门的分内事。目的就是督导党政一把手在决策过程中把环保装进脑中、放在心上，促使绿色发展理念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朱华说。

　　也正是在这一理念的引领下，三明市环保局又第一个在全省设立环境污染责任险，并促成该市唯一的化工产业园——黄砂化工园内12家企业整体投保。

　　从去年开始，晋江市安海镇副镇长蔡娜娜每天的工作内容又多了一个项目：巡河。河叫坝头溪，是安海镇境内最大河流，全长11公里。

　　晋江是福建第一强县，安海又在2015年被评为全国百强乡镇中福建省第一名。两个第一“撞”在一起，整治工业污染的压力自然不小——全镇企业3000多家，各种类型皆有，第一压力就是污水。

　　虽然是分管生态的镇领导，但担任“河长”的并非只有蔡娜娜一人，其他镇领导都“各掌一河”。“同时还成立了工业、农业等8个专项整治组，所有政府部门都参与其中，实行一票否决。”安海镇党委书记唐春晓说。在安海，当地公安专门成立环保中队，法院设有生态审判庭，检察院有独立生态资源检察科。

　　从2015年起，福建每季度选择一项环境专题进行现场点评，再全省通报;分解到各设区市政府处理后，由省政府督查室跟踪督办。季度督查会议制度创新，让9个设区市市长坦言“冬天穿着毛衣都冒汗”“仿佛扒了一层皮”。2016年7月，福建省委、省政府的环保督察组正式启程，首轮督察包括龙岩、泉州、宁德3市。据督察组负责人介绍，从今年起每两年将对全省各设区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党委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进行一轮环保督察。

　　2010年，“一岗双责”;2014年，全面推行“河长”制，建立季度环保督查会，直至眼下的省级环保督查，福建对各级政府在环保生态工作方面的监督，步步收紧。搭梁立柱，建立起了一整套系统化管理机制。三明市企业环境信用评价也从首批的40家企业扩大到今年的357家。

　　“督企”转“督政”，就是要让地方党委政府成为改善环境的主要力量，真正当好“守山人”，看好“责任田”。这是第四个答案。

　　根据福建省委、省政府统一部署，福建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推进的38项改革今年将完成15项，明年完成17项，2018年完成6项。

　　福建正在探路。(记者 蒋升阳 赵 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