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街历史文化街区。福州晚报记者 池远 摄勒石以记

在中国有着久远的历史

石碑刻是重要的文化遗产

是了解历史的珍贵资料

在“千年府第街”——长乐和平街

那些穿越历史长河保留下来的石碑刻

记录了这条拥有一千五百年历史的街道

曾发生的那些故事，尤为珍贵

千年桥百年碑

　　“我怀念榕树下洁白的石桥，桥头兀立的刻字的石碑……那古老的石桥镌刻着我深深的记忆，记忆里的故事有榕树的叶子一样多……”这是著名作家黄河浪描写的和平街太平桥，其中“桥头兀立的刻字的石碑”，至今仍立在太平桥头。

太平桥边的4块石碑。高展澍 摄

高校教师高展澍在

和平街实地察访发现

目前和平街保留下来的

有8块古代石碑比较有代表性

其中

太平桥边立着4块，年代不同

记录着这座市级文保古桥的历史

“太平桥”石碑。

　　undefined据长乐县志记载，太平桥始建于唐乾元三年（760），名“永泰桥”。明重造名“丰泰桥”。明嘉靖年间复圮，又造改名“太平桥”。清雍正、乾隆年间均有重修。

　　桥东北碑刻“太平桥”，上款“皇明隆庆四年庚午春月吉日”，下款“赐进士知县事苏州蒋以忠立”，背刻“太平桥碑阴记”，记述太平桥的历史沿革及重建经过，文字清晰可读。

　　当年，任长乐县长的孙中山女婿王伯秋在公余之时，常去六平山下汾阳溪畔游玩，每当经过太平桥时都被这块历史悠久的碑石所吸引。“太平桥”三字端庄雄伟、苍劲有力，在他离职时，还将“太平桥”三字临摹而去。

　　和平桥边4块石碑中3块记录了太平桥历史上两次洪水肆虐之事。《太平桥记》碑记载明隆庆三年（1569），“芝山、六平小有洞天诸流，俱会其下。昔年淫霖暴涨，冲激崩裂，居民架以浮木，苟为济渡，木又就圮，行者病涉”。

　　《重修太平桥碑记》记载清乾隆甲寅年（1794），“中秋后九日夜，飓风狂雨煽发，化龙冈、小有天两溪水并出，冲上汾阳庙后，下荡太平桥，东西两岸崩坏，不利行人……”从碑文中可以看出历史上山洪危害不浅。

　　据当地老人回忆，长乐解放前夕，也发过几次洪水，太平桥以下成了汪洋大海。这两块石碑记录了几百年前的洪水景象，令人感叹。

八碎片复原碑

《奉宪示碑》。高展澍 摄

在和平街士绅文化馆内

一个被打碎成八块的石碑

如今重新粘连立起

特别引人注目

该碑为清道光元年（1821）

长乐知县周珩所立的《奉宪示碑》

　　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刘传标发现，该碑记录了清道光元年为解决长乐滩涂管理问题进行立碑定界之事，是研究长乐渔业生产、滩涂管理的重要史料。

　　刘传标考证，长乐海港滩涂和近海是周边村民种养捕捞场所，常因所有权争端发生纠纷、诉讼甚至械斗。历代县府和当地士绅就滩涂泥蛏埕和近海网位，进行协商并定立规矩。长乐县北隅后山澳至长乐梅花的泥蛏埕，自城西至浪头鼻山止，计阔一千零五十弓；南自文章洲至北海水潮退处止，计深一百五十五弓。

　　明代，当地政府勒碑永禁侵占。清乾隆年间，董、徐、陈等姓村民发生纠纷，时任长乐知事贺世骏“勘详断结”，将该泥蛏埕收归公有，归后山澳管业。后来浪头山一带村民复侵占，嘉庆三年（1798）判结并立碑宪示。因时任县丞周元梓原勘不实，引起纠纷，案控累年，牍积如山。

　　嘉庆二十五年（1820）县民林则和、胡而星等与后山民人陈时斗互控梅花澳蛏埕一案上告到福建布政使衙门。道光元年（1821）三月初四，福建布政使司孙尔准，派督粮道冯云骧等查核积年案卷和实地勘察勘丈，认定周元梓原勘不实。

　　时任长乐知县周珩判定将嘉庆三年（1798）所立奉宪碑即行拆毁，并于道光三年（1823）九月新立《奉宪示碑》二面：一立于浪头山（今不知所终），一立于长乐县衙门口。

　　1954年，长乐县委县政府建设干部宿舍时，《奉宪示碑》被打碎成八块用于砌地基。后该楼拆除，2018年该地辟为小花园，清理地基时将碑块翻出，重新粘连后移立于和平街。

长福营养廉碑

“长福营养廉碑”。高展澍 摄

在和平街西端有一处断碑

为“长福营养廉碑”

只有一段，上半截缺失

立于街角

经考证，此碑立于清朝雍正初年

距今约三百年

　　除了这块碑，当地关于长福营的资料甚少，一团迷雾。后长乐区朝阳中学历史教师郑巧蓬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到45份有关长福营右军的清廷档案，详细解开了长福营和“长福营养廉碑”的历史故事。

　　长福营当年设左右军，左军驻闽清，右军驻长乐。清初在长乐设置长福营右军都阙府，守卫长乐海岸线、江岸线陆上安全（水面守卫归闽安营），俗称“武官衙门”。清朝康熙年间人丁繁衍，长福营兵少人多，官兵生活困难。雍正元年设养廉银，但仍不能解决问题。于是，官兵集资修建临街店面4间，收租弥补。这块碑记载了出租店铺之事和租金使用。

　　45份长福营右军的档案，涉及内容相当丰富，有人事调动、官员赏罚以及衙门维修等情况。这些档案是闽浙总督、福建巡抚与清廷部门之间办理长福营事务的官方文件，相当珍贵。

　　另外，和平街东端立有两块石碑，其中一块是清嘉庆十九年（1814）所立的通衢碑，记载长乐水系分布及东关街修渠建桥等内容，反映了明嘉靖以后城墙扩建，河道、桥梁修葺与商贸街市间的互动关系，是和平街区从司马第的内部道路逐步发展成为南北通衢的重要物证。另一块是《崇正堂记》碑，从和平街明代城墙遗址下挖出，大部分碑文已被侵蚀得模糊不清，但可以看到石刻云纹装饰以及篆书“崇正堂记”。

古碑刻连接着几代人的记忆

见证着世事变迁

录着独属于长乐和平街的老城印记

　　（特约记者 徐文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