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河下街的井榕池，水井前是一个几亩大的空地，那是小孩子休憩玩耍的地方，特别是周末或假期，小孩子们都在这个地方玩耍，跳绳、跳框、滚珠、摔标、捉迷藏、躲猫猫……玩着玩着，就有小孩惊呼：“狼来了!”不远处还会有小孩也跟着喊，于是“狼来了”的声音接力传递，不一会儿就传过半条河下街。这样，一天当中会发生好几次。

　　河下街是个闹市，不会有真正的狼出现。“狼来了”这句话，来之于小学生的课文。说的是有一个爱撒谎的小孩子在山上放羊，一个人感到寂寞，就呼喊：“狼来了——”山下的人听见就纷纷操着锄头等的农具赶上山来打狼，上山来才知道上当受骗。以后真的狼来了，这个小孩大喊“狼来了”，人们还以为他又恶作剧，就都不管他，他的羊被狼叼走了。这个故事，每个小孩都耳熟能详，“狼来了”成了小孩子的口头语。当时在井榕池童稚呼叫“狼来了”，来的不是狼，而是不受小孩子们欢迎的勤喜伯。

　　河下街人没有不知道勤喜伯这个人的。他是一个瘦小干瘪的老头，住在井榕池水井旁边的一座小庙改成的“河金救火会”会址内。救火会的一切器械设备都由他管理。笔者曾经在《火烧厝好看　难为东家》一文中对河金救火会出动救火有所描写，救火回来后杂乱肮脏的盔甲器具堆满救火会的屋子里，第二天勤喜伯夫妇俩就会在水井边清洗，该晒的晒、该晾的晾、该修的修，一一整理好，分门别类按部就班回归原位。救火会里面的家什，如同武术馆里排列的武器，“刀枪剑戟锤锏鞭棒，揽杈散散筅枷耙竹笐”之类，分列两厢井然有序，显现出威风凛凛、杀气腾腾的气势。记得柱子上还挂着两三个洋铁皮做的喇叭，这是勤喜伯经常使用的工具。当时手提半导体扩音器还没有广泛使用，要喊话，铁皮喇叭就是扩音器。入夜，勤喜伯就走街串巷地对着喇叭高声喊叫：“同志们，请注意——防火安全，人人有责……”在还没有电视还没有卡拉OK还没有音响设备的年代，在结束了播放有线广播节目的夜晚，静谧得只听见狗喘猫啼蛙鸣虫叫风吹草动，勤喜伯的这个喊叫声音在夜空上缭绕，特别地振聋发聩，构成河下街夜晚独特的风景。或许，当时勤喜伯不但看管救火会，还兼任河下街的“更夫”吧。有的时候，大白天他也要对着喇叭喊话，比如居委会有关防火安全的重要通知什么的。他喊话的样子有点酷，高昂着头一边喊一边缓缓踱着步子，从正面看他，喇叭遮住他的脸和整个脑袋，喊话时黑黑的喇叭里白白的一闪一闪，看到的是他嘴巴里的牙齿在动。他的这种姿态无疑是很吸引小孩子的，喊话时候就有三五个跟着他，都有模仿他的冲动。于是有一天，我溜进救火会爬上柱子拿下铁皮喇叭，小嘴巴也对着喇叭运足丹田之气昂头高喊：“喂……”只这么一声，还来不及接着喊什么就听到五雷炸顶般的断喝：“囡仔哥你讨死!”那是勤喜伯的吆喝。这一惊非同小可，如同小兔崽子遇到大恶狼，“咣当”一声我扔了喇叭撒腿就跑，一溜烟就躲到后山去;此后接连几天都不敢到救火会及周边玩耍。

　　河下街是木建的合掌街，竹木作坊多，竹屑木刨花到处有，又都是商、住、储三合一的地方，防火的事务就特多，防火安全零零碎碎的事情好象勤喜伯都管，尤其对小孩子玩火制止得特别严。那个时候小孩子爱玩的爆竹烟花有两种， 一是把百子炮拆散一个子儿一个子儿地点燃爆放，还有就是买俗称“吱哩花”、“滴滴金”的小小的可以拿在手上燃放的烟花来放。一到节日或喜庆的时候，勤喜伯就在街上游弋，对小孩子在房前屋后燃放烟花爆竹都加干涉，脸臭臭地对燃放的小孩子训了几句，更惹小孩子畏惧的是还要见家长，他还对家长进行防火安全教育一番，这样，小孩子就免不了要受家长的训斥。当时我们小孩子从这点上就非常讨厌勤喜伯，觉得他是全天下最“拌”的人，小宝贝棒棒都被‘拌’斜啦。现在回想起来，河下街曾经也安全了几十年，和勤喜伯在世的这种“拌”有直接原因，是他促成了河下街大人小孩提高防火安全意识。在长乐“拉丁”酒吧上燃放烟花的小女孩，如果是生长于勤喜伯时代的河下街，就不至于对防火安全那么无知而酿成“1·31”惨剧。勤喜伯的“拌”虽然不为小孩子所接受，但他的行为毕竟对社会有益，这些，小孩子们也都明白，不是因为他对防火安全管得严了就唤他为“狼”，而是另有原因。

　　河下街的防火安全归勤喜伯管，但对这类事务他似乎是兼职。他还有重要的工作也是他的谋生手段，那就是“扒畚倒”。 “畚倒”，是什么意思?扔到扫到畚箕畚斗里，被倒出去的东东是什么?现在叫垃圾，过去本地话不这么叫，都叫“畚倒”，是很形象化的说法。“扒畚倒”就是收集垃圾。现在的垃圾都由环卫工人负责清理，没有人专门去收集。以前垃圾可以沤成肥料，可以卖钱，勤喜伯就是专门做这一行当的。河下街有农贸市场，不时的就有烂菜叶菜根不新鲜的小鱼小虾倒在旮旯，时间久了要发臭，而勤喜伯就会及时去收集。每天，他要挑着箩筐带着竹扫把上街几趟，他一出救火会，小孩子就会传唤：“狼来了”，特别是学生放假的时候，井榕池空埕上有许多孩子玩耍，一天里他出来几遍这种呼唤声音就会传几遍。

　　勤喜伯和环卫工一样都是和垃圾打交道的人。环卫工是为了清理卫生，目的是把大街扫除干净，勤喜伯则只为收集垃圾，各自的行为目标不同;环卫工是由政府部门组织的，是政府发工资的“公办”人员，而勤喜伯是个体的，是靠垃圾谋生计的“单干”。他住的救火会就在塔山下，周围是果园，果树下的空地都是勤喜伯堆放垃圾的地方。收集回来的垃圾，被他堆积成直径一米多、高二三米的垛，一垛垛排列在山下，天气冷的时候，垛上还会冒出一缕缕白气。那时候我们经常去塔山周边玩，在那里捉迷藏、“躲猫猫”，在垃圾垛旁边都会嗅到发出的腐臭味。一段段时间，就有农业生产队的车来买已经沤成腐熟的垃圾，据说那是上好的有机肥料。现在都没有人用垃圾肥了;现在社会，垃圾都成了一大公害，填埋、焚烧……人们使出浑身解数，对之还显得无能为力。如果对现在的年轻人说，靠“扒畚倒”可以维持生计，似乎已经令人难以置信，但是当时却是三十六行之外的又一个行当。笔者小时候听大人说，在河下街好“讨噬”，好“讨噬”的意思就是容易谋生。河下街是繁华的商贸集市，潜在的商机多多，需要的劳务多多，只要你肯动脑筋、花劳力，都可以谋到饭碗。勤喜伯是个干瘪瘦小的老头，他也会以自己力所能及的劳动获取生活。现在的河下街，繁荣仍然繁荣，商机仍有商机，劳务还需劳务，可是被管得严格“规范”，没有了往日的特点，也不再有好“讨噬”的优势，没有本钱丧失强壮体力的弱势群体只得靠政府发放“低保”了。

　　勤喜伯不但和垃圾“亲近”，还和粪便“有缘”。在抽水马桶还没有进入百姓家时，粪便也同垃圾一样是很好的农家肥，收集可以卖钱。过去，大人骂小孩：“噬家饭，拉野屎”，说是吃自己家里的饭，把屎拉到别人粪坑(是吃里爬外应当受谴责的行为)，可见粪便是值钱的不可流失的好东东。河下街是集市，很少有个人的茅厕，建的都是公共厕所。救火会傍山一侧就建一厕所，木质结构的青砖瓦房，可能那是附近农业生产队建的，由勤喜伯来管理。勤喜伯是个非常负责任的老头，每天都提几桶水把它冲洗得干干净净。记得当时有人说，勤喜伯常洗常冲是为了往粪坑里多掺水，但是无论动机如何，洁净的效果却是明摆着的。厕所建在山下，对着大几米高的峭壁，空气流通，冬暖夏凉，更重要的是不脏不臭，井榕池周边居民就喜欢光顾。因为它就在救火会旁边又是勤喜伯管理的，我们小时候就称之为“勤喜伯粪坑厝”，经常到那里方便，如厕时面对峭壁上茂密的灌木茅草、璀璨的山花野果、翩翩起舞的黄蜂彩蝶，别有一番情趣。但也有意外。一次，我刚脱下裤子蹲下，抬头望前面的峭壁上草丛中悬挂着一条有小孩子胳膊大小的花蛇，它昂着头吐着红红的信子，虎视眈眈地马上就要俯冲过来架势，吓得我提起裤子一声惊叫就跳出了厕所，急急奔出了十多步回头没见它追上来，才瘫坐在地上，不但惊得面无血色、脚痠手软，而且真正应了一句俗话说的“屎惊乏了”，立时便意全无，以后连续三天不拉屎，不知道直肠里的这个好东东“乏”到哪去了。有了这次的经历，以后上“勤喜伯粪坑厝”，就往峭壁上先扔一个石子，投石问路后再观望一番才敢进去。

　　勤喜伯是河下街人，河下街多的是商贾生意人和手工操作的匠人，而他却是靠“扒畚倒”、管厕所营生，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小老头，本来是个“好人”，但街上的小孩子都讨厌，甚至恼恨他，他一出现就呼唤“狼来了”，其原因“下回分解”。

　　过去的河下街，多的是商贾生意人和手工业匠人，“和气生财”遇事谦让是他们恪守的为人处事的原则，虽然也有坑蒙拐骗的市井无赖、“牛二”泼皮，也有趁着买卖“壮丁”或者“革命”、“造反”捞点好处的流氓无产者，也有“阿Q”式的小混混，这也是生态平衡，但总体上是谨小慎微、诚信守法的公民。尤其是共和国成立之后，经过“三反五反”、“社会主义改造”，企业收为公有，被“割资本主义尾巴”后的上一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六十年代初期，无论是公家的职工还是小商小贩，都是唯唯诺诺俯首听命大大的良民。这样的环境也影响到小孩子，胆小怕事的孩子就多。记得那个时候河下街与“专政”有关的机构就两个，一是公安派出所，管治安的，还有是市管会，管市场的。那时候我们还都是小孩子，就知道这些单位的人是“管人”的，我们芸芸众生的百姓是“被管”的。突然有一天，我们发现 “扒畚倒”、管厕所的勤喜伯不但管防火，还有“管人”的权力，他似乎很非同寻常，在河下街居民之中真有点出类拔萃鹤立鸡群的样子，一时间河下街人尤其是小孩就对他刮目相看。

　　记得有一天，街上有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声音，我跑出门一看，瘦小干瘪的勤喜伯雄赳赳气昂昂地抓着一只番鸭，鸭脚被绑着，被抓着的两翅膀也绑在一起，身体不停地扭曲着想挣脱，嘴里发出嘶哑的叫唤，这是一只有好几斤重的雄性番鸭。后面跟着一个肩膀上扛着一条扁担、扁担上摇摇晃晃地绑着一只空麻袋的农民模样的汉子，他虽然高出勤喜伯一个头，但怯怯的面孔铁青，嘴上嗫嚅着不断地解释着什么。这时候的勤喜伯满面红光挺胸凸肚昂首阔步还高声地囔囔，大约是“送你去市管会”之累的话。他一边大踏步地走，一边还往自己的胳膊上套红袖标，一只柔得绉绉的象糟菜、脏得黑不溜秋象擦马桶的抹布一样的袖标。现在的年轻人很难理解几十年前国人的“红袖标情结”，红袖标是权力的象征，也象近年行政机关的大盖帽一样，对老百姓有着莫大的威慑力，到了“文化大革命”兴起，一个叫“宋彬彬”的女娃把红袖标套到共和国领袖的胳膊上，红袖标就成了“造反”、“革命”的标识，成了打砸抢的通行证。这是后话;当时勤喜伯亮出红袖标时，它还是稀罕物，如俗话说的“没有两粒老鼠屎”是没有资格拥有它。那时这个农民兄弟可能要把自养的番鸭卖了，或家有嗷嗷待哺饥饿难耐的老少要以它换回粮食，或家有呻吟床榻生命垂危的病人急需延医买药……当时好象奉行的是“割资本主义尾巴”、打击“投机倒把”之类的市场管理原则，有些物品不允许私自交易，个中原因我还年少就不得而知。这位老兄不幸撞上了“执法如山”、“铁面无私”的瘦老头，只有自叹倒霉。后来怎么处理我们没能知道，但年幼的我对勤喜伯可以如派出所、市管会一样能够“逮”得人，产生出了一种莫名的畏惧。

　　据说玩弄权术使相对人屈服会产生莫大的快意因此而成瘾。以后就时不时地看到勤喜伯亮出他的抹布一样的红袖标来，俨然也是地方上的一名管理的官员。可惜没有太多的卖鸡贩鸭被他逮着，“眚盲猫碰上死老鼠”这么一回就够了，再守株待兔也枉然。守分安命的河下街的成年人，没有什么可以供他“管理”，或许他也没有这个本领;于是我们小孩子就成了他的“监管”对象。

　　没有游戏机没有电脑的年代，小孩子们聚集一块玩的是滚珠、摔标一类的游戏。滚珠，用的是跳跳棋盘上的玻璃珠，珠的直径1-2公分，晶莹透明，内里是渦旋的彩色瓢瓤，有红黄白黑蓝绿等颜色，一个珠子一两分钱(当时打工的日工资一元上下)。玩的时候，两人或多人一起，在一定距离下能击中对方的珠子，就赢了对方，被击中的珠子就归击中者所有。摔标，用的是印刷精美的硬纸片，印有《三国》、《水浒》等通俗故事里的人物，一分钱可买三五片;后来还发展成用废纸折叠成规格的硬片来代替，就不用花钱买。也是两人或多人的游戏，用自己的纸标摔下产生的气流掀翻他人在地上的纸标，就可以把被自己掀翻的赢到手。河下街的小孩子们在井榕池空埕玩滚珠、摔标，已有很长的历史。浑圆晶亮的玻璃珠拨动了勤喜伯某根欲望的神经，突然有一天，他抢了小孩子们在地上滚动的玻璃珠，训斥说：“这是赌博!”凡是他见到的玻璃珠都被他“收缴”走了。小孩子们这可都傻了眼，怎么儿童的游戏他说是赌博就成了“赌博”了呢?从此后，勤喜伯一见滚珠的就“收缴”，后来连摔标的他也说是“赌博”也“收缴”。于是乎，勤喜伯一天出救火会“扒畚倒”几趟，在井榕池玩耍的孩子们就要恐慌几阵，玻璃珠和纸标就会被掠夺“收缴”几次。“惹不起难道还躲不起”，孩子们一见他人影，立马自己收起玩的物品，先看见的就高声叫：“狼来了!”以提醒还沉浸在玩耍之中的伙伴，还没有看到他的也跟着叫开了。叫唤声就象西北烽火台上的狼烟、黄土高原上的“消息树”，形成接力传递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久之，只要勤喜伯一出现，童稚齐呼“狼来了”也随之出现。

　　“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勤喜伯也套上了崭新的袖标，每天都套在胳膊上去“扒畚倒”，不久笔者就离开了河下街，从此没有再看到勤喜伯，也没有再听到童稚呼叫“狼来了”的声音了。

　　(作者  阿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