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文化最兴盛、儒学最集中的地方是邹鲁、齐鲁。鲁是孔丘出生地，邹是孟轲出生地，文质彬彬，周礼由此产生、完备。但作历史的瞭望，儒家思想不仅属于邹鲁，而且是属于全中国，当然同样属于滨海长乐。长乐，地处闽中、闽江口南岸，与台湾省相东西，这二段不过百里之邑，却很集中很深厚地蕴涵了区域的邹鲁之学、孔孟之道。

　　《论语·雍也》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周武王封太公望于齐，至桓公为五霸之一。田氏代齐，为战国七雄之一。可见周礼是可以下延和分封的。海滨邹鲁，亦不过作地域性的解读和时代演进的认定而已。

　　一、孔学对长乐区域文化的深远影响

　　孔子收集、整理、删编传世的文献典籍，每涉及尧、舜、禹，往往与商汤、文、武、周公联称，着重推崇周礼。夏之前的五帝文化，记文慎谨、简略，这是因为：一是年代久远，与孔子生活的朝代相去2000多年;二是夏、商、周三代活动中心都在黄河下游，周公、孔子掌握的经典，记载上古文明比较局促于中原地区。

　　后来儒家一脉秉持华夏大一统思想。《六经》与《史记》所书中国最早建立王朝的是中原的华夏民族。

　　近百年，越来越多的考古学家、古史学家提出了补充，认为中国古文明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源并起，互动前行，在我们辽阔的土地上，上古至少分布着华夏、东夷、苗蛮等族群，各族群都创造了自己的区域文明。五帝文化、尧文化、舜文化、禹文化，经过数千年的蕃衍、融合，才成就了伟大的中华文明。

　　据先秦六经之外的文献记载，夏代之前有唐虞，把东夷族虞舜及皋陶、伯益等，专列一个代。《墨子·所染》曰：“舜染于许由、伯阳;禹染于皋陶、伯益;汤染于伊尹、仲虺;武王染于太公、周公。此四王者所染当，故王天下，立为天子，功名蔽天地。”《韩非子·显学》明载：“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左传》庄公三十二年亦记载：“虞、夏、商、周，皆有之。”《国语·周语上》：“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韩诗外传》比较谨慎：“虞夏、有传政，不如商、周之察也。”

　　所以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孔子博学慎言，根据历史事实说文化，已经追溯到五帝，从孔子时代上溯二千多年，不过未能详述，只是略记几笔。略记几笔也是对历史的定位和认可，同时又给后人留下了进一步挖掘研讨的空间。

　　同样的情况，长乐历史最早的文字只挂“三代属扬州”。立县唐武德六年，先新宁而后长乐，别称吴航。那么吴航之前，这地方有过土著族群，有过更早的地名吗?正史未作详尽记载。长乐撤县建市10周年之际，讨论长乐精神时，笔者在一篇史文中曾认为：长乐是中国东南滨海早期海洋文化衍发区。远古的长乐栖息着原始氏族土著人。他们成群结队，择沿江沿海占山为寮，结茨而居，以蛇为图腾，断发纹身，以渔猎采集和简单垦殖为生。原始土著长乐人，应有自己的生存、生产和生活方式，应有自己的文化，也许是属于“东夷族群”。这一重大的历史课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探究。

　　从永嘉“衣冠南渡”、王审知入闽、琴江清水师营的建立和历史文化名村的得名，以及比干堂、虞舜堂、博物馆、图书馆的新建，无不证示长乐文明的渊源久远，也无不证示了孔子“征史”思想的卓识远见。

　　透过历代经学著述，诸如宋黄 的《礼记集传诠注》、《续仪礼经传通解》、《论语意原》、《论语通释》、《六经讲义》;刘砥《论语解》，刘砺《孟子解》，陈如晦《论语问答》，元郭 《易说》，欧阳光《四书释疑》、《五经要旨》;明陈联芳《书经浅说》，陈大 《诗经义》;清梁章钜《论语集注旁证》、《孟子集注旁证》和谢章铤《毛诗尚书左氏传注疏》等等，都可以看出孔子学说对长乐文化影响之深远。

　　二、儒学发生发展的历史轨迹及其在长乐的文化衍生

　　儒学历史演化数千年。孔子曾教导子夏说：“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孔子本人并未以“儒”自诩。他概念中的儒者亦不专指自身及其门弟子。原来的“儒”，指从巫、史祝等原始宗教教职中分化出来的术士。最早明确提出儒学就是孔子“仁”的学说的是荀子。孔子殁后，儒家一分为八，八派之中的思孟学派和以孟子为代表的孙氏儒对后世影响最大。

　　秦始皇一统天下，容不得七儒八儒的叽叽喳喳，采法家丞相李斯之议，行焚书坑儒暴政，其直接结果是结束了中国学术文化思想史上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黄金期，使儒学遭受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但儒学却未曾绝学。汉代儒学地位突显。后来道、法、名、墨与儒家相提并论，被后世称为显学。孔子是儒学的集成大师，杏坛教主。

　　宋元时期的儒学通称理学，首创者是张载、周敦颐，继之者为二程，集大成者是朱熹。程、朱学派治学论道偏爱谈论天地万物之理。理学兴于宋，所以又称宋学。宋代理学，把孔子和孟子的“仁爱”学说推向极端，把“养心莫善于寡欲”篡改为“灭人欲”，是一种歪曲，离孔孟本意已甚远了。程、朱理学被僵化为封建社会衰落时期禁锢百家思想的教条，统治了近古中国千年之久。

　　“五四”新文化运动高呼要打倒的孔家店，实际上只是“理学店”、“朱家店”。孔子儒学代之受过，这在长乐表现得尤其深刻。

　　大清帝国落日余辉，资本列强竟起，经学、理学、心学几乎全都沦为强弩之末。儒家学者更迫切的诉求是匡时济世、通经致用的实学。鸦片战争以后的现代儒学、新儒学、西学，包括时起时伏“倒孔”的口号，以及与马列主义、新民主主义抗衡的各种思潮，与“文革”挂钩的“批孔”，“百家讲坛”的“心得热”，无不从各自不同的层面沉集和泛涌着儒家的积淀。今日的学校教育和教育改革实践，今日的道德教育、法制教育、民主政治教育，以及“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等等，无不从深层次上窥得见、听得着孔子的声音和儒家的智慧。长乐吴航书院的国学讲堂，名家接踵，一讲再讲而至于十数讲，是十分令人瞩目的文化现象。

　　明侍郎王世贞有序曰：“五季之中原，日寻于干戈，至靖康而悉以诿虏。衣冠之士，脱锋刃而窜匿于吴、越、闽、广之间，抱其遗编以诲其子弟，出而当太平之用，故天下之所称贵姓者，渐不在北而在南。荐辟、科举之政行，天子所与共天下者，皆彬彬诸书生，诵法孔子之辈。士或旦白屋而夕朱户，其子弟习其遗编以继显，故其姓之所以贵，渐不在纨绔，而在诗书。”

　　治长乐县事很有建树的徐承禧肯定长乐“士人被服儒雅，世称海滨邹鲁，有自来矣。”“家富足而户诗书，礼让兴而闾阎洽。”

　　史称吏才史才的大儒夏允彝，在他手编的长乐县志中也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他认为长乐为儒学过化之乡，教化翔洽，故有“四壁书声小邹鲁”之称，有“海滨若朱泗”的记载。

　　三、长乐重教，士风长盛，科名称甲八闽，声动京师，得益于儒学的传播和践行

　　科举制度自隋唐始施至清末废止的1300多年时间里，对本土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民俗乃至国民性格的塑造所具有的积极作用，历代志书都着力作了肯定和彰显。新编《长乐进士》一书的序，更是站在时代的高度，把人才荟萃的进士群体，看作“长乐的根基，长乐的财富”。这一中肯的评价，是于史有据的。

　　长乐重教崇学历史悠久，今古一脉师承。这在福建滨海地区独步前沿，极富特色。

　　《县志·学校·学宫》曰：“运会有转移，则学校之制度古今不能强同;风化所关系，则教育之宗旨古今不可或异。夏校、殷序、周痒，学则三代共，其意盖可知。”

　　长乐学宫作为传承儒学最重要的载体，始建于唐乾符四年(877年)。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廷颁诏“停科举，广学校”，县学废，旋即在此创设吴航高等小学校。民国时期，改名吴航中心国民学校。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更名城关中心小学，1980年衍化出长乐师范附属小学，进入省重点小学行列。千年学宫，为长乐培养举送了数以万计的科举人才和现代化建设人才。校内至今仍保留有泮池、夫子泉和奎光阁等古迹。

　　长乐学宫与孔庙连设，孔庙举行祭孔礼，年年春秋二祭，千载不弃不断。宋元时期称孔子文宣王。朱元璋尊崇孔学，洪武十三年(1380年)，诏举聪明正直、孝弟力田、贤良方正、文学、术数之士。嘉靖九年(1530年)，更尊称至圣先师孔子。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清廷礼部请升先师为大祀典。正殿祀至圣先师孔子，东配复圣颜子，述圣子思子;西配宗圣曾子，亚圣孟子。还有东哲、西哲。朱子以下有东庑先贤四十位，其中包括本邑黄榦等先贤，以及对长乐影响极深的程颐、郑玄、诸葛亮、韩愈、方孝孺、黄宗羲等名儒。西庑祀先儒三十八位，其中包括董仲舒、许慎、陆贽、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游酢、李纲、陆九渊、陆秀夫、王守仁、黄道周、王夫之、顾炎武等名儒。

　　明伦堂立示生员的顺治御制碑，碑文八条，那是“上报国恩，下立人品”的学生守则;康熙则把几千年道统概括周全，理念衍于制式，这就是康熙御制至圣先师孔子赞并序。还有康熙御制训饬士子文，雍正训士文、乾隆饬学校文。汉族文化接纳满族文化，满汉融汇，康乾时代把学校化人育才思想推进到登峰造极的地位。通过志书详细规范了祭祀文庙的典礼整个过程和仪式要求。这在全世界学界杏坛，可能是独一无二、绝无仅有的文化现象。海滨长乐宗式邹鲁同样中规中矩，充分证明了孔学在长乐影响的基础稳固。

　　长乐重教，士风长盛，表现出了三大区域特色。一是官府适时策动，职官首务力推，缙绅身体力行，邑籍教谕、教授、山长遍布省郡及全国许多地方。二是民间尊师重教优秀传统延续成风，儒林、良臣、循吏、名宦致仕归田之后，许多人志于建校从教，有的儒士弃科场不为官，甘为布衣清贫，以教授育才为生。三是学子士人立雪萤光，学风醇正。杏坛润泽，致使芳桂之里、三桂之堂、进士之家、进士之族、进士之村，代不断脉，皆成佳话。

　　据林通《县图经》载：“李(椅)、常(袞)皆以崇重学校为意”，“以学校为国家储贤之地”，“大启学府，劝诱生徒”，“延名师儒以教”，使“家有洙泗，户有邹鲁，儒风济济，被于庶政”。“闽中自是号为文儒之乡。”

　　“文儒之乡”，长乐当之无愧，时间当从唐代开始。以前论证福建儒学发展，一般学者多从宋代开始论述。实际上，福建儒学早在唐末五代就已达到相当水平，为宋代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个基础，在海滨长乐尤其至切，特别牢固。长乐人方子安于宋初创建的明教堂以及随后问世的姚能举、林采和陈文龙的明教堂序是最好的见证。这些序不仅指陈了“吾邑新宁，号为海滨邹鲁之乡”。“八闽文物，自唐代宗时常袞始开，故乡都闾巷皆置社学堂，以训导群蒙。少则令其习句读、对偶、音律之文;稍长，则与之谈大学、正心、诚意之方，修已治人之术。总之有出日用庸行者，是一时人心翕然归正，不流于异端”。同时，又推崇长邑名贤林慎思等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首倡道学，为吴航宗匠。厥后五子登科，故匾其乡曰芳桂。而乡之人士彬彬向学，兴仁兴让，顿成雅俗。”这是三篇不朽的崇儒重教的序铭，序对长乐举子业的评价和历史定位，十分中肯贴切。

　　长乐僻居海隅，地狭人稠，故历代志书以“弹丸小邑”称喻之。从唐代起，长乐士人即力求仕进，社会逐渐习儒成风。后唐五代，“知名进士，皆依审知仕宦。”这在各版长乐县志中多有记载。有宋一代，此风更盛。宋人称“学校未尝虚里巷”、“城里人家半读书”。此时的长乐书院、乡学、社学星罗，被誉为“东南洙泗”、“海滨邹鲁”、“小邹鲁”。举子“负笈来试于京者，常半天下。家有庠序之教，人被诗书之泽，而仕于朝为天子之侍从亲近之臣，出牧大藩持节居方面者亦常半。而今世言衣冠文物之盛，必称八闽。”与江浙富庶地区一样，“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传列二十五史的亦以十百计。对此，福建、福州通志、长乐县志多有记载。《福建省志》、《福建古代历史文化》、《福建文学发展史》、《福建藏书家传略》、《福州百科全书》、《福州名人》等著作中，长乐名人占相当的篇幅。

　　四、儒林森森，文苑锦绣，儒家文人墨士组成为主力团队

　　继林通《图经》之后，长乐历代志书以及闽通志、三山志、福建省志等等，无不称道长乐文风之盛，印证长乐儒学文化的厚重。

　　之前的文学作品，对此有所反映。晋左思《吴都赋》云：“永嘉之后，帝室东迁，衣冠避难，多所萃止，艺文儒术，斯之为盛。”此赋所指的东迁地是闽越粤，长乐是其重要的组成区域。

　　《九国志》载：“永嘉二年(308年)，中州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林、黄、陈、郑、詹、邱、何、胡也。”《固始县志》亦载：“中原仕族林、黄、陈、郑四姓先入闽。”各姓氏族谱家乘，都分别对族姓的来龙去脉作了记载。原丰县岱阳(即今首占镇岱边村)就是数十个姓氏入航的第一个聚居点。经1800年的迁徏组合，至今居留岱边村的18姓村民，仍维系着团结亲和的关系，儒雅文明之风，闻名全省。

　　清陈衍的《闽诗录》写到，唐未五代，中土诗人时有流寓入闽者，诗教乃昌。长乐诗教诗风尤其令人称赏。

　　距今最近的民国县志儒林传对此有比较客观的描述。值得注意的是有以下几点。一、长乐儒学启始于汉代。津梁乎唐宋学，权舆乎程朱。二、长乐复之、唯室为伊川之再传，勉斋、二刘，绍紫阳之真脉。三、季甫以后，海滨崛起，邹鲁如闻矣，惟继绪代不乏人。把渊源、派衍，代不乏人的盛况，一一作了概括。列传五之文苑，指出儒学即国学、国粹，文脉传统，虽惜“梓之不全”，仍可见“吾长文风，开于唐，盛于宋，恣肆于明、清。时上高词赋，遂甲他邑。”为历史定位，起汉迄清，脉络清晰，结论一致。

　　还有一个值得注目的亮点，即使不是科甲出身，不少布衣文人也十分优秀。如宋代的海滨四先生中的陈烈，以布衣入翰林的高木秉、王恭、陈亮等人。闽中十子中，郑定、高木秉、陈亮、王恭4人是长乐人，周亻玄、黄亻玄也是流寓长乐的。那些科甲精英自不必详介。姚勉授翰林院编修，对策万余言，悉称上意。榜眼陈全授翰林编修，预修《永乐大典》;陈登荐召翰林，预修国史。吴航三才子中的黄典、林琼蕤、陈永书，还有高木秉、陈亮、谢肇氵制、梁上国、梁章钜、谢章铤、陈承裘和陈宝琛父子、郑善述和郑方坤父子、董执谊、郑振铎等等，都是知名的著述家、藏书家，这在全省甚至全国文化发展史上都是可圈可点。在书画、金石、天文、地理、医学、术算、语言、物种、军事等等方面，也都有知名天下之翘楚。凡此种种，都可证明长乐儒林文苑名家辈出，他们不单属于长乐，他们是东南滨海邹鲁文化的领军人物，代表了海滨邹鲁学术圈的最高水平。

　　五、孔孟“仁爱”、“德政”、“贵民”进步思想为长乐历代官宦中的清明者承纳和践行

　　诸凡气度风节超越寻常之官宦，多以儒家或儒学信徒的清操德行显于世，达则兼施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或投笔从戎，或请缨殉国，这一类事例，在长乐举不胜举。志乘之忠义、节概、孝弟、义行、隐逸诸篇章中亦有所记载。所有记载无不贯穿着儒学伦常道德精神，同时又融合了道、佛和长乐民间信仰，同样体现了海滨儒学的特点。

　　中国的社会结构，秦汉以来两千多年一以贯之，郡县制因子，县以下乡村墟落，迄今仍旧。往昔社会无论如何演进，无论如何改良、变法、鼎新、创造，而基于道统的中华文明这一板块，总是几乎原封赓续。依附和衍生于封建体制的官宦循吏儒生知识分子，作为文化的生力军，其中有忠臣义士挺身反贪官，抗佞臣，甚至有直言苦谏，请清君侧，逆龙鳞者，但绝不可能走到抗皇权、反皇帝那一步。反过来，皇权、皇帝都是特别残酷的。始皇焚坑启其端，刘邦杀韩，岳飞尽忠就死，朱元璋构陷勋臣宿将诛杀殆尽，李自成麾下军师儒将的死，清大忠大贤的袁宗焕的死，回溯比干剖心……多少惨烈的场面。后来的儒家文臣武将，照样赴汤蹈火，本性难移，战场不得意，可以弃甲归田，皈依儒林抑或佛道。历史就这样演进。专制统治二千多年，道统得以绵延，这与历代儒家知识分子忠义执着，有必然的不可割离的关系。长乐当然也不曾例外。

　　林慎思北面稽首，踞床骂巢而死。陈显三兄弟入闽镇压黄巢起义军，也是“骂赋”而死。尚书陈长祚孙陈翔，崇祯进士，闯王陷京都，他抗节不屈，恸哭南旋，负重伤而死。林世章孙逢经，视闯王军为“狗鼠辈”，以“天朝近臣”居，“舁篮舆，抵松下，赴海死。”

　　南宋末，孤忠节烈，以文章起家，不负科名的长乐籍官宦名臣前仆后继，成批涌现，天地正气，充溢海西。儒将舍生赴死，仁义忠信，清标高躅，知不可而为之，被夏允彝称为“大战难采，大败不辱”的“忠肝烈胆”、满肚子节义文章的陈文龙，“不食死”;陈瓒继志“车裂以殉”;杨梦斗“兵败赴扬子”之死;南阳三忠，合族73员战死凤凰山;举朝奔窜，存者仅九的危局之下，高应松与留守死战的陈觉伯、侍郎翁仲清、大理寺卿郭珙等，皆福州长乐人。高氏“绝粒”而卒，陈觉伯扈从入广，“愤惋不食卒”。明末抗清义士，鲁王入闽败后，殉难者中有“含笑而卒”的曾人翰;卒死于狱的陈希友。也有败后躬耕山居，绝迹城市的王挺;蒋垣则费半生心血，编辑《八闽理学》付梓于世。无数例子证明儒学、理学在长影响之深。

　　也有反理学的。最有代表性的是宋孝宗朝的吏部尚书、端明殿学士郑丙，迎合执宰王淮意奏道学“欺世盗名，不宜信用”，又与监察御史陈贾倡和，启庆元学案之端。再一个卷入反“伪学”风波的，是长乐的另一位丞相陈自强。朱熹晚年，权相韩 胄大权独揽，此人正是陈自强的童蒙师，他事朝韩氏，每以恩主尊之。朱熹知事不可为而偏为之，一再进言宁宗皇帝，弹劾韩。韩宣布朱熹学说为“伪学”，明令禁止，又炮制了“庆元党案”，把朱熹一伙打成“伪党”。即便被诬“伪党”，朱子仍讲学不辍。1200年朱子病逝，权贵者害怕朱子门徒聚众闹事，把学术之争提升到政治高度。著名诗人辛弃疾著文悼念：“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事过800多年，挖掘这一公案的文化意蕴，后人不宜偏执一端。朱熹对中国历史文化，对长乐海滨邹鲁学派的形成和发展，影响又深又远，他的门徒在海滨札堆涌现。朱早年同样主张抗金，孝宗命他为武学博士。而弹劾他的韩 胄也是主战实权派，支持朱熹的辛稼轩弃疾，同样是非常积极的主战派。这从又一个层面，证实了儒学、理学、闽学在长乐，在八闽大地，在全中国的地位和深刻影响。

　　儒家思想体系趋古保守，不支持鼎革创新，镇压民众反抗斗争，而为封建专制王朝利用，充当禁锢革新的统治工具，其消极影响应予克服。

　　任何一个发展着的民族，必然要吸收可能吸收的其他民族、其他区域的文化来丰富自己，愈能吸收别人的长处，愈对自己有益。吸收来以后，即成为自己的一部分，关系是亲戚关系，并非家属关系，范文澜就比喻女儿出嫁，对母家只能是亲戚，对夫家则是家属。长期只讲中原文化南徙，但对于反向，互动往往不重视，甚至忽视海滨文化的应有地位，是不科学不正确的。虽说儒家思想体系中存在趋古的保守的方面，但海滨文化又像大海，有其自身的净化功能，所以，长乐始终在进步。挖掘出源流走向，也是一种进步，一种强盛。

（作者  陈茂兴   原载于2010年10月1日 、10月22日、  11月11日  《吴航乡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