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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系列之三:白求恩式的革命军医——程 恒

作者 郑春开

http://www.clnews.com.cn  2016-06-21 08:03:28   来源:长乐新闻网  【字号

  在建党95周年之际,近日我翻阅了过去收集的白求恩式的革命军医程恒珍贵史料和老照片,回忆了我及夫人李晶与程恒姨姨30多年交往的难忘岁月,对于程恒的革命业绩和高尚品德,尽我所知做一介绍,供我们晚辈共同学习、继承和发扬。

  程恒,原名陈瑞馥,1907年出生于长乐县司马里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在长乐经商,开“京果店”。她少时在长乐陶媛女校学习,秉性聪颖,勤奋好学。高小毕业后,由学校保送到福州文山女中学习。高中毕业后回到长乐,1925-1932年在陶媛女校(私立培青初级中学前身)和培青中学教书。1932年考入福建协和大学农业经济系,1936年大学毕业后,先后在南京、重庆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工作。在南京宋庆龄女青年会工作期间抗战爆发,1937年8月由女青年会介绍,参加上海抗日救亡干部培训班。后到重庆女青年会全国协会任乡村部干事。在重庆期间,她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4月底,她得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邓颖超大姐的启发、鼓励,并经邓大姐介绍去延安参观学习,通过学习更加坚定了她参加革命决心。1939年6月返回西安后,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入伍,又经邓大姐介绍,1939年7月15日到晋东南抗大一分校学习,临毕业时,她把仅有的20元法币献给学校,获得何长工校长表扬和鼓励。毕业后分配到抗大总校教育处任技术秘书。1941年在抗大总校工作期间,经孙毅(抗大二分校校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晏质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由于她是大学毕业生,文化水平高,1940年领导动员她学医,进入医训班学习,结业后分配在司令部做医务工作,从此走上医务工作者道路。1943年春,她被抗大总校派到延安中国医科大学学习,1945年毕业。医大毕业后,她一直在根据地,从事医务工作,多次立功。

  她先后在华南纵队、热河纵队、晋察冀纵队和二纵队担任医生、卫生所长、卫生队长、卫生处主任等。在战争年代,无论是在激烈的战斗中、在长途行军中、还是在根据地的短暂和平环境下,她都以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抢救伤员、护理伤员,为革命事业做出重要贡献。1945年她在热河卫生部工作期间,以自身的行动,团结争取了原在日本医院工作的四位医生,共同治疗200多名伤病员,博得病员和工作人员的好评,后任命她为卫生所长。1946年在冀察纵队工作时,有一次部队转移,她带着伤病员及临产孕妇在夜间9时出发转移,第二天产妇分娩,她在两昼夜未眠的情况下,为产妇接生。第三天又接到命令立即前往某地组织伤员包扎所,半夜又遇到大雨夹着冰雹,但由于前线告急,只好连夜冒雨行军,由于三天三夜没有合眼、疲劳过度,未到目的地就开始发高烧。到了前线,听说伤员已经转移下来,有的已经感染得了破伤风,她非常着急带病抢救伤员,她本人终因体力不支也病倒了。病好后她又被分配到冀察纵队医院一分院,任医生长。一分院所属的三个卫生所,分驻三个村庄,她53天内在三村庄之间为十名产妇接生,同时要来往检查工作,治疗急重伤员。后来又被调往晋察冀二纵队随军学校护训队工作。在晋察冀二纵队工作期间,她建立了一整套卫生检查、医疗护理制度,改变了护训队落后面貌,被上级记大功一次。由于她在根据地为抢救伤病员,不顾个人安危、忘我工作,使不计其数的伤病员康复,重返前线杀敌。她多次立功并受到上级领导表彰和广大八路军战士的称颂,在根据地被誉为“白求恩式的好军医”。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1月31日(正月初三)举行解放军入城仪式,第二天(2月1日)程恒随北平纠察总队入城,负责北平的接管和警卫任务。北平纠察总队是1948年12月28日新组建的一支特殊部队,开进北平维持治安、抓国民党宪兵、特务、土匪和收容傅作义部队遗留下来的散兵游勇,任务非常繁重。1949年入城时程恒已43岁,是北平纠察总队中年龄最大的,跟20多岁的战士相比,她无疑是老太太了,所以战士们亲切叫她“程老太太”。进城时她担任纠察总队公安二师的卫生队长,是首批进入北平的女军医。她带领卫生队主要是搞收容工作,虽然有车辆,但她自己不仅坚持步行,还替伤病员背枪和背包,保证伤病员不掉队。当时北平纠察总队官兵虽然穿的是臃肿的旧棉军装,但在衣领上钉着特有的“纠察”的标记,个个精神抖擞、非常神气,只要群众喊一声“纠察队来了”,特务、土匪都害怕,他们的枪声马上停息,北平市民有事报告都专找纠察总队。那时候,军装在北平是很权威的,没有那身军装,就没有抓人权力。穿便衣的纠察队员有时碰到紧急情况,没办法,在街上就随便拽上一个穿军装的一起去抓人。程恒平时穿纠察队的军服,在纠察总队中,她是一个传奇式人物。那时程恒在大马路上就常常被人拽去抓俘虏(傅作义部队的散兵游勇),纠察总队抓散兵、抓了很多,连拿手术刀的程恒老太太都协助抓了好几个。纠察队员说,虽然规定不能乱抓人,但是一看不顺眼的,我们胡噜上一帮,也别说,八九不离十,一天也要抓个二三百的。在纠察总队的战友们都记得她,这个女扮男装、瘦小的老太太,几乎每个人都能如数家珍地数出几件程老太太的轶文趣事。最不能忘记的是8队队长马永臣,他的大儿子生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庆典当天,偏偏这时马永臣为“庆典”的工作忙得不亦落乎,24小时连轴保卫,头天晚上钉在天安门广场上,到了第二天狂欢结束、静场后才放他回家。于是程恒成了马永臣老婆的陪护人,一夜一夜陪着孕妇。进产房时,她也要跟进,叫护士挡住了,说“女人生孩子,你男人进来干什么?外面等!”程恒一急,说“我也是女人”,她把帽子拽下来,摸摸脑袋,说她头发少,是为了方便、剪了男式头!护士说“这也不能说明你是女人”,还是不放她进,最后还是遇到一位认识程恒的医生给她解了围。

  1950年底,程恒调到公安卫生部,领导“三反”运动。因十余年的戎马生涯劳累过度,她突患脑溢血,经抢救康复后,转业到地方。

  1955年她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校军衔。

  1955年底,转业到北京市卫生局工作,后又调往北京市朝阳医院,几十年勤勤恳恳为党工作。1979年在组织的劝说下离休了。她虽然离开了工作岗位,但还坚持参加党组织的各项活动,1987年再次被评为北京市卫生局的优秀党员。

  1936年程恒从协和大学毕业离开福州后,音信具无、下落不明,与家乡亲友失联十多年。亲友们四处打听,毫无消息,有的还以为她可能遭遇不测,不在人世了。直到全国解放不久,长乐家人突然收到她的来信,喜出望外,才知道她“失踪”这十多年,原来是到延安参加抗日救亡和解放战争,现在她是在北京公安系统工作的革命干部,而且参加革命后改名换姓,陈瑞馥改为程恒,从此她才与家乡亲友们恢复联系。李晶母亲郑兰英与程恒是在陶媛女校的同学及好友,知道程恒下落后,她们就很快与程恒恢复联系。郑兰英是我后来的岳母,1959年暑假我北大毕业后回长乐,兰英妈妈托我带家乡土特产并附一封亲笔信,去朝阳医院看望程恒姨姨,从此我与她相识。1960年李晶从上海医科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医院工作,我们俩就经常一起去看望她,因兰英妈妈与程恒在陶媛女校时感情至深、亲如姐妹,所以我们就亲切地称程恒为“姨姨”,她的女儿几十年来都叫我们哥哥、姐姐。我们与程恒“姨姨”交往30多年,结下了深厚情谊。在北京我们经常去看望她,逢年过节也都去她家,共度佳节、亲如一家。

  1962年4月底,郑兰英来北京为我与李晶举办婚礼,她就住在朝阳医院程恒家里,分别20多年的二位老人在北京重逢,她们格外激动。为了操办我们的婚礼,程恒姨姨忙前跑后,她帮我们向朝阳医院临时借用了一套结婚用房。4月30日晚,就在程恒姨姨家隔壁的房子里,程恒姨姨和兰英妈妈共同主持我们的婚礼。从此,程恒姨姨的家就是我们的家,后来我和李晶常带孩子到她家看望并相聚,她们家有什么事,我们也尽力去帮助照顾。1968年她女儿到内蒙古插队,家里只剩下二位老人,我们每个周末都去她家照顾,为她买菜做饭。有一次,她的老伴刘永清(解放战争营教导员)在家里突感身体不适,脸发青、冒冷汗,李晶判断可能是心绞痛,当场进行施救,转危为安。后来刘姨父见到来访的亲友就说“李晶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们与程恒姨姨30多年相处,与她长时间亲密接触,在她身上看到一个老共产党员优秀品德和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十分感人。

  在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她不怕牺牲,为祖国的独立和解放事业奉献一切。解放后她仍保持忠于党、忠于人民、艰苦朴素的革命本色。在60年代,她的老战友、北京军区副政委张南生(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到北京医院找李晶看病时,他知道程恒是李晶的“姨姨”,就感慨地对李晶说,你姨姨程恒在延安时就是一个著名的高级知识分子,她念了两个大学(福建协和、中国医大),很有学问,在延安能用英语讲课,大家都很钦佩她。解放后,按她的革命资历、贡献和少校军医级别,应该担任重要职务,但由于革命战争艰苦年代、出生入死、十余年戎马生涯劳累过度,身体严重受到损害,1951年、1963年两次脑溢血(中风),虽经抢救脱险,但脑功能严重受损,转业到了地方,在朝阳医院担任党委委员和保健科科长。对此她没有任何怨言,她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和职位高低,仍然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工作。她几十年保持革命本色,先人后己,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当时她一家4口,朝阳医院分配一套仅50多平米2居室住房,已经比较挤了,过了2年她儿子上中学住校,她体谅医院住房紧张,主动向医院提出把现在2居室房子换成1居室的,这样可以安排住房更困难的同志,由于她态度坚决,医院接受了她的请求,换给她1居室。1962年李晶妈妈郑兰英来北京,决定住在老朋友程恒家。在兰英妈妈想象中,以为程恒是延安老革命、级别高,房子一定很大很好,可到了她家后,非常吃惊,没想到她一家2个老革命,住房条件这么差,房子这么小、又这样简陋。仅有的1间卧室摆了1张双人床和上下铺的单人床,一张3屉桌和2张小方凳,其他什么家具都没有,连一个衣柜也没有,只有床底下2个装衣服箱子,厨房只有一张用破木板钉的小桌子、连北京市民最普通的小碗柜也没有,可以说这个家不可能再简陋了。所以兰英妈妈回福建后,见了亲友就说,“程恒在北京生活很清苦,她是老革命呀,只想别人不想自己!”其实程恒姨不是没钱购买家具,她资格老、级别高,领了工资,首先想到穷人,倾其所有资助生活困难的同志、资助家乡贫困孩子上学、资助老区人民。她每月领了工资,一路回家见这个困难同志给一点、那个困难职工也给点,再到邮局给家乡穷苦人寄一点,就这样剩下的钱就不多了。医院有个电工,家里人口多,生活很困难,不但每月给他资助,而且每月还拿钱给电工的小孩订牛奶(当时订牛奶需要凭婴幼儿证明)。程恒自己一生节俭、却助人为乐,她心里老想着别人,唯独不想自己。她厨房用的破木板钉的小桌,后来也是我把它扔掉,帮她换了个碗柜。

  程恒革命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把一切献给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她不计较名誉地位、勤恳工作,模范履行共产党员职责;她先人后己、助人为乐、艰苦朴素的革命品德,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程恒同志于1996年8月1日安详谢世,享年九十岁。“一世清白,九十载春秋不虚度;两袖清风,六十年革命终无悔。”程恒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2016年6月15日于北京

  (文稿和图片由蒋滨建文化工作室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