敝帚自珍，我家藏有一套略显陈旧破烂的线装《三国》。

　　我们说的《三国》，都指《三国演义》，不是《三国志》。读“志”是文人墨客的事;百姓喜欢“演义”，尤其是《三国演义》，文言白话杂糅适合没多少文化的黔首百姓阅读，内中情节生动热闹极宜在坊间茶肆流传。我家收藏这一套《三国》，共8册，竖排铅印，书的右脊以蔴线装订。整套书虽然分为8册，但只是将一百二十回本按8份拆开装订而已，上下册之间没有明显的隔断，上一册的最后一行，与下一册的最前一行是紧紧相连的。可以看得出，分开装订只是为了携带和阅读方便，是成书后的后人所为，不是编辑出版的初衷。铅印的书，年代都不遥远。这套《三国》成书时间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书中正文前收有署名“赵苕狂”的《三国演义考》，落款是“二二，五，二十，苕狂于上海”，“二二”如果是公元纪年就是一九二二年，假若是民国二十二年就是一九三三年，迄今都不满百年。这部书有个特点，书前收录有《三国形势图》、《本书特点》、《三国演义考》、《标点符号说明》、《凡例》、《原序》，书后收录《人名辞典》、《地理辞典》等等，与其他版本有所不同。第一册书的扉页上朱钤一颗1.3公分大小的方形印章，是阴文小篆“張璣”二字。想必这个張璣曾经是这部书的收藏者。用“璣”字作为名字，显得有点冷僻，一般非酸味文人而不为，再从印章看，篆刻也老成流畅，因此可以估计張璣出自书香门第。但这“旧时王谢堂前燕”为何“飞入寻常百姓家”呢?据我老爸说，当时是以三块大洋向收买担买的。所谓“收买担”，是走街串巷向急于出手的业主收买物什，然后转手倒卖的专业人员。这个行当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后就已经淡出市场，不再公开在街市出现。不同于当今的收破烂，他们从事的大多是文物字画、珠宝首饰的买卖。过去曾有个从事收买的，住在现今的长乐市高级中学大门口左侧，名字叫“康隆”，在长乐是个大师级人物，据他说，在五十年代初期，廉价向一个落魄的洋人神甫买了个牛角杯，其实是雕刻精美非常珍贵的犀牛角杯，就这么一单他显然收入不菲。这部《三国》，三块大洋，按当时的书籍价格，可能是贵了点，但也不是被坑了太多，况且这书伴随了我老爸几十年，也就物有所值了。

　　我老爸是个小生意人，粗识文墨，识得“枇杷橄榄蔗、石榴莲藕榛”、“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之类的文字，五十年代公私合营被社会主义改造，进入供销社当采购员。那个时候没有其他娱乐方式，闲暇时除了看书就无所事事，他出外采购，包里都揣着一册《三国》。或许这套书分开装订成薄薄的便于携带，或许他对《三国》情有独钟，虽然他也喜欢读《闽都别记》等书，但是随身携带的都是《三国》。二、三十年下来，他携《三国》走南闯北，读了N遍又N遍，书中每个细小情节他都烂熟于心，对一些诸如前后《出师表》等大段大段的文字虽不敢说能倒背如流，但背诵起来如同瓮里向外倒橄榄——哗啦啦一泄而下。我少年读《三国》时与老爸聊起第六十回益州别驾张松奚落曹操的情节，老爸脱口而出：“……濮阳攻吕布之时，宛城战张绣之日;赤壁遇周郎，华容逢关羽;割须弃袍于潼关，夺船避箭于渭水……”那语速，不亚于《中国好声音》插播的华少念广告词，可见他对《三国》的熟悉程度。

　　他痴迷《三国》，晚年病重住院也把它带到病床上，精神好的时候就拿出来阅览。那时，癌细胞已经扩散，每到下午三点前后他的肩与肘关节就会一阵阵酸痛，医生嘱咐尽量不打麻醉针剂，以免过早有依赖性，我们侍候的人就给他揉捏捶打，以减轻其痛苦。当时是住在大病房内，同房间有七、八个病友，邻床是一位退休教师，一天午睡后，他和我老爸聊起了《三国》，聊着聊着也引起其他病友的极大兴趣，大家都参与进来，时不时地发问一两句，老爸都认真解答。直聊到傍晚，老爸忘却了疼痛，病房内其他人也没出现往日里的呻吟声。聊《三国》，竟然有去疼痛的功效，我们深感意外，当时的感受借用一句现在网络时尚语言——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于是，我就暗示退休教师每天午睡后就侃《三国》，诱导我老爸参与。一天，还未开聊，老爸的关节酸痛就先来了，退休教师见状连忙自己说起了《三国》，估计是故意张冠李戴、错误百出，老爸忍不住就给予修正，渐渐地老爸的注意力就被牵引到《三国》上来，全神贯注地聊着，消失了呻吟声。聊《三国》去疼痛，在病房内坚持了那么一段时间。

　　这部线装《三国》，来我家已经几十年，陪伴我老爸一生，虽然它不是文物，而且已显破旧，但我对它忒有感情，至今舍不得丢弃。尽管我目前已收藏有其他版本的《三国》，但它仍占据我书橱的显眼位置，有时候翻翻它，让那记忆的屏幕映现往昔斑驳的碎片。

　　(作者 阿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