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7岁的我在七月流火的时节参加了高考，这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全国统考。

　　高考前8个月，即1978年12月，我所就读的湖南中学文科班诞生了，由于自己的物理学科成绩糟透了，学校领导和老师当即决定让我改读文科。当时文科的条件不好，师资力量较为薄弱，要在半年时间里把文科的历史、地理学好那可真不易。好在当时我的“无知”给了我天不怕、地不怕的无畏劲。就这样，我们文科班的18个学生，像游击队员一样，没有固定的文科教室，经常在破旧不堪的，在那走起路来，木板“嘎吱嘎吱”响的旧池庵的教师办公室里上历史和地理课。也不知什么力量，第一次参加省检，我们居然有5个同学成绩不错，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列入可培养对象的范围。学校领导和班主任利用周末时间一路走着，也不知道他们走了几家，走了多少路。他们也来到我家动员，让我搬到学校寄宿，还免交寄宿费。母亲一脸的虔诚，她相信老师，就像相信我一样，老师的话肯定错不了。于是3月份开始，我就成了一个寄宿生，学校为此专门腾出一间条件相对较好的教室供我们几个专用。有十几个寄宿生同时搬了进来，学校的电灯要比家里的亮堂，晚上读书，感觉特爽，条件比家里强多了。寄宿生是星期天下午就要到学校去的，这样就可以在家少干半天的农活，多念半天的书，这也是老师要极力动员我到学校寄宿的原因。

　　临近高考的前一个月，晚自习时间推迟到了晚上9点半，我心里已隐隐约约有了一点点的紧张感觉，但还不明白高考的真正意义是什么，更不懂得“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这一残酷的现实。对自己喜欢的数学课听得特别认真，练习提纲也做得特别多。星期五晚上回家，星期六、星期天上午照样得干农活，这时候的脑子里就没有了“X+Y”，也没有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更不会去想四大发明和马克·吐温了，心里有的只是那永远干不完的活：拔兔草、扒柴、除草、送点心给在田里干活的父亲……晚上累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一躺在床上，不管有多少的蚊子围着你，都睡得又香又甜，从没有失眠过。星期天下午，父母总会体谅我这个寄宿生，可以让我吃完午饭就去上学。要是有活需要帮忙的话，也会保证在晚饭之前赶到学校，晚餐从家里带，通常是煎地瓜饼或蒸的番薯之类的。从家里到学校的路程不是很远，大约4公里左右，但都是山路和小路。

　　一到学校，所有的感觉都变了，真的，我是特别喜欢学校的，直到现在。我的脑海里马上又有了《岳阳楼记》，有了“正函数、反函数”，有了“马丁·路德”，有了南极和北极。在学校里每天的日子都过得特别充实，我们也喜欢聊天，经常听一些同学说些评话什么的。晚饭后，三三两两的同学会在旧池庵的周边散散步，学校的正对面有几口小池塘，那里总有清冽冽的水让你享受，水稻在田里由绿得油油转眼到了黄得橙橙。日子一天天过去了，距离高考的时间也越来越近了。有一天，校长和班主任召集我们几个学习较好的同学开会，说我们是有希望考上大学的，考上大学后，我们就会由农业户转为居民户，从此就可以穿上“皮鞋”。最后校长还说了一句当时很流行的话“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我听得不是很明白，只知道自己是有希望考上大学的，这就够了。于是对很陌生的历史和地理(当时由一个长乐一中下放的领导兼教这两门学科)作了重点复习，梳理出了许多的知识点，抄在笔记本上，进行对比和归纳，老师还表扬我做得很好，经验可以推广。

　　有一天下午，天气炎热得很，大家都有些昏昏沉沉的。刚上完第二节课，班主任急急忙忙地走进教室，他面带喜色地告诉我们，要报考了，让我们做好准备，还要交一些一寸的黑白相片等等。下课后，同学们围在一起商量去哪里照相，刘亨国同学很热情地推荐我们去金峰公社照相馆照相。于是许多同学利用自习课时间三三两两地去邻近的金峰公社照相馆拍照，因为我们湖南公社当时还没有一个照相馆，去金峰公社的路来回要走一个多小时。报考的一些具体细节已不记得了，感觉是较为简单，似乎填了表格，交了照片也就完事了。报考的类别也只分为大学和中专。大学分为理科和文科，文科没有中专类。谁该报大学，谁该报中专，基本上都由老师说了算，只有几个头脑较为活络的同学有动摇了几次，最后还是由老师帮忙搞定。忙过两三天后，大家又安安静静地进入了复习状态，当时做的最多的作业是数学，背的最多的内容是地理和历史。

　　马上要参加高考了，大家的心情还是跟往常一样，没有谁特别激动，也没有谁特别紧张。教育部规定高考时间统一定在7月7日—9日，文科考的科目是：数学、语文、历史、地理、政治、英语。其中英语不列入总分，只作为重点院校录取参考分，以10%计入总分。据后来的资料统计，当年全国共有468.5万人参加高考，录取了28.4万人，录取率仅为6.1%。我们的考场设在座落在金峰公社的长乐二中。6日上午，我回了一趟家，向母亲要了2元钱和5斤大米，母亲刚从地里劳动回来，她问我去干嘛，我告诉她要去参加高考了，她不明白高考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要考几天，还以为我又是去学校寄宿。我用一把小小的扁担挑上行李，一边挑的是大米和书本，一边挑的是被单和脸盆之类的东西，走在被烈日炙烤的山路上，偶尔吹来一阵风，心里总有一种舒畅的感觉，恨不得像神行太保一样。下午所有的同学都到学校集中，由老师带队，老师一脸的灿烂，给了我们去旅行的感觉，我们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向金峰出发了。

　　这是我第一次到二中校园内，前一次到二中只是在校门口看了看，并没有被允许走进校园。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因为当时二中有个1978年考上大学的叫陈兴珍的同学，从浙江大学保送去法国留学，他写给母校的一封信就贴在校门口，我们学校的大部分同学都去看过一次，大家心里很是羡慕，但是去国外留学，对我们来说简直是一种奢望。这一次真正到了校园内，感觉二中校园面积很大，大树古树很多，密密的，这里一排，那里一丛，食堂也比我们学校大得多，而且菜的品种很多，价格也比较便宜。我们学校被安排住在一座一层的青砖瓦房内，一个房间12个人，上下统铺。在老师的安排下，我们很麻利地挂了蚊帐，草席由二中提供，被单我们自己带，没有枕头，就用现成的书本来代替。那一年天气特别热，知了在树丛间无精打采地鸣叫着，宿舍前面的山坡有许多相思树，树上有许多金龟子，我们几个男生还捉了几只来玩。大家相约着紧跟班主任去看考室，知道了自己的位置，又去街上逛了一圈，每个人都买了一把0.15元的纸扇，也是当时很流行的款式，我是很舍不得的。刘亨国同学瞪着眼睛对我说：“你没看见天气这么热吗?不带把扇子，晚上怎么睡得着。睡不好，会影响考试的”我知道这家伙身上带了10元钱，他买一把扇子当然是不成问题的，可我身上只有2元钱啊。再看看数学尖子刘亨铭，早已有了一把扇子，跟说书人一样摊开了，摇着，摇着，简直像神仙一样，我的心禁不住痒了起来，于是狠了狠心也买了一把。这样2元钱就只剩下1.85元了。我想，得给这1.85元做个适当的安排，好让这几天生活过得惬意些，要知道，在学校寄宿每周只有不到1元的生活费。于是我给自己定了这样的餐标：早上0.05元，中午0.15元，晚上0.15元。这样每天只要花0.35元，3.5天共需1.35元，还有0.55元的余钱。饭到食堂去炖，不需花钱，菜自己到食堂去买，只要不超过自己的标准就行了。当时在二中考场的还有梅花中学、五中，漳港中学等学校的考生，所以去食堂买菜还得花一些时间，好在那些大个子的同学会帮助我的。

　　考了三天的书,也不知道什么是紧张，好像从没有紧张过似的，监考老师来自连江县，都很和蔼，对我都挺好的。现在唯一能记得的是当年考试的作文题目是将何为的《第二次考试》改写成800字左右的《陈伊玲的故事》，分值为30分。每天考完试，大家总要去看一看二中那满树花香的校园，晚上去逛一逛夜色中灯火璀璨的金峰。有时候晚上或中午集中在某间教室，静静地倾听某一位老师的考前辅导课，不断地做着笔记。三天多的时间在无忧无虑中度过了，这时我对二中有了一种依恋之情，真想再多考几天。考完试，大家集中后，又浩浩荡荡地挑着行李步行回家，一路上有说有笑的，那开心的样子，简直比去了一趟巴黎还高兴。

　　回到家，母亲迫不及待地问我：“你这几天去哪儿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是平静地告诉她说，我去考试了。母亲十分和蔼地说着：“你赶快去扒柴吧，这几天沙洋的柴好多，最近涨价了，100斤可以卖3.5元呢”我把余下的0.55元钱给了母亲，喝了几口米汤，然后脱下白色的确凉衬衫，换上一件粗布背心，背着箩筐，往离村3公里左右的沙洋地快速地走去，此时，正是黄昏的时候……

（作者  卓德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