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乐历史上，民国县长王伯秋留下的政绩，至今还被人们称道。当年他在长乐广行善政，造福百姓，开辟新街，创立公园、设立国民学校，普及平民教育，修筑公路，开辟长乐第一个客运码头，搜集、保护地方历史文物等，永载长乐史册。

　　王伯秋(1883—1944年)，字纯焘，湖南湘乡人，孙中山的女婿。父亲王谨巨曾任台湾基隆镇总兵、淮北水军统领，诰封“建威将军”。王伯秋15岁时就读杭州武备学堂，后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又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同宋教仁、黄兴等一起，以“推翻帝制，建立民国”为己任，深受孙中山的赏识和器重。

　　王伯秋回国后任国立东南大学政治经济科主任，曾同胡适、李大钊等16人签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倡导“好人政府”。1927年，他被聘为杭州市政府参事，从此涉足政坛。1931年林森出任立法院院长，增补王伯秋为立法委员。1934年，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南昌行营军法官。1934年8月，担任福建省第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兼长乐县长。

　　王伯秋在长乐县任职四年期间，仍然积极推行他的“好人政府”。他整顿长乐县城区市容，整修中山路，自县政府以西至河下街码头，长660米，宽6.5米的临街房屋拆旧翻新，统一门面，统一改建成砖墙的两层楼房，同时在道路两旁种植龙眼等果树。他又在中山路中段建“中山堂”，用于专业和业余的文娱节目的演出，活跃了民众的文化生活。他还三峰塔下建造塔山公园和运动场，在河下街畔建起江滨公园，在太平桥汾溪之畔辟吴航公园。他从加强文化建设入手，成立民众教育馆，开办短期义务小学，提倡识字运动，启发群众接受科学知识，引导他们关心国事，激发他们的民族意识。还组织流动施教团，购置电影机、留声机、播放教育影片，并前往未办学的边远乡村进行宣传教育。他开辟城关至营前长达8.8公里的县内第一条公路和城关至金峰、城关至江田的公路。

　　为了激发群众建设家乡的热情，王伯秋还亲自撰写《新长乐歌》：“新长乐，乐何如。背山面海，人文之区。有田可耕，有海可渔。更有壮丁十万，保护我乡闾。生产日丰财用纾，民智日开人无愚。礼、义、廉、耻，声被海隅。努力，努力，大家努力，共建新长乐，新长乐，乐何如”。王伯秋是哈佛大学的高材生，具有前瞻性眼光和思维，是现代城市规划、城市绿化、普及平民教育、保护文物的先行者。他为长乐的城建、文化、教育、交通做出前无古人的贡献。

　　他当年组织种植的龙眼树，在长乐市政府门口左右两旁还有17株，树高达10米，这些历经沧桑的龙眼树，依然郁郁葱葱，以刚毅的气度屹立着，运行不息地生长着，见证着长乐70多年的历史，成为活的文物，至今还让人们情思涌动。

　　王伯秋还为保护文物做出特殊的重要贡献。长乐《天妃灵应之记》碑，是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前，驻泊长乐期间，重修南山天妃宫时所立。碑文共1177字，详细记载了天妃灵应的故事和郑和奉使统率远洋船队七次下西洋的时间与经过。《天妃灵应之记》碑最早立于长乐南山天妃宫内，由于年久失修，寺宇倒塌，被深埋于荒土之中。1930年，长乐县城一位张姓农民在南山天妃宫遗址挖土时发现了此碑，时任长乐知县的吴鼎芬知道此碑的珍贵，便派人将其移置于县署“思善斋”侧。吴鼎芬离任后，碑石又被乱草掩盖。1935年，王伯秋偶然间在县署档案中，发现这一段故事，于是费尽心机寻找，终于在荒烟蔓草中发现它，他把石碑置文庙泮池畔棂星门旁，还撰写《碑亭记》，他在文中对郑和作了很高的评价，同时把河下港畔今江滨公园中的一段路命名为郑和路，以扩大郑和在长乐的影响。《天妃灵应之记》碑是研究郑和下西洋最为确凿可靠的直接“证据”，它的发现在当时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学者们纷纷写文章进行评述、考证，掀起了一波以实物资料与文献资料相结合进行研究郑和的新热潮，为现代研究郑和奠定了基础。

　　抗日战争爆发后，战火燃遍福建沿海。长乐三面环海，易攻难守，为了不让这一极高历史价值的文物沦落敌手，王伯秋决定将《天妃灵应之记》碑往北运，寄存于内地安全之处。他特别嘱咐他的属下林治渭，战后务必排除万难，运回此碑。抗战胜利后，林治渭调任长乐教育科长，开始四处寻找碑石的下落。终于在南平福建省建设厅仓库中找到这块石碑，几经辗转的长乐《天妃灵应之记》碑，终于回到了长乐，“安卧”在县民教馆长廊里。解放后安放在长乐城关中心小学月爿池旁，1985年移放在郑和史迹陈列馆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