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松卿　概述新华社对外部特稿组高级记者，作家汪曾祺的夫人祖籍：福建长乐大宏人,出生时间：1918年3月15日,毕业学校：西南联大外文系(起先就读于物理系，与杨振宁同班，后由于身体原因转系) 父亲：施成灿 马来侨领施成灿。

　　我的姑妈施松卿是新华社对外部特稿组高级记者，作家汪曾祺的夫人。

　　她是我父亲的堂妹，生于1918年3月15日，比我姑夫汪曾祺还大两岁。

　　小时候，她先在老家福建长乐，后又在南洋马来亚，跟着母亲四处奔跑。她父亲的收入按当时国内标准来说还是不错的，因此在老家起了房，买了地，日子过得还很舒坦。

　　在马来亚，松姑一家的生活倒也衣食无虞。她父亲很热心于当地的社会公益事业，后来成了著名侨领。由于他与当地群众打成一片，即使在日本人占领马来亚期间，到处捕杀爱国侨领，他也没有被人告发和出卖，他的身份始终没有暴露，安然度过了那腥风血雨的3年8个月。

　　松姑是家里的老大，下面还有一个弟弟，3个妹妹。她先是在当地上小学，后来又到新加坡南洋女中、福州毓英女子初级中学读初中，以后又在福州华南女子文理学院附中和香港圣保罗女子学院读高中。她的学习成绩很好，上高中时还获得过香港国文比赛的第一名。

　　1939年，松姑来到昆明考入西南联大，和汪曾祺是同一年。在西南联大松姑先是读物理系，和科学家杨振宁同过学。但是不久便觉得功课繁重，加之以后又得了肺结核，学业更是时断时续。一年之后她便转到了生物系，想继承父亲的事业，向医学方向发展。

　　生物系的功课也不轻松，而此时她的肺病更加严重，只好休学一年，到香港养病。没想到，病没有养好，日军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攻陷香港，松姑只好带着病体返回大后方昆明。这一次，她又转到了西语系，因为学文科相对轻松一点，特别是她小时在马来亚生活，英语基础不错。就这样一直坚持到毕业。

　　1945年夏天，新加坡已被日军占领，家中经济来源中断，她当时的生活也比较窘迫。毕业之后，为了谋生，她到了中国建设中学教书，在这里遇上了汪曾祺。当年她的老同学许渊冲在回忆文章中数处提到松姑：“我第一次见到施松卿是在1940年9月的阳宗海滨。那时联大同学组织了一个夏令营，举行了几次跳舞晚会，跳的是圆舞和方舞，就是男女同学围成两个圆圈或者两个方阵，男外女内，手挽着手或背靠着背地边唱边跳。施松卿长得清清秀秀，淡淡的眉毛，细细的眼睛，小巧玲珑，能歌善舞，行屈膝礼时显得妩媚动人，无怪乎有人说她是林黛玉了。”“据说汪曾祺在北京文联工作时，老舍说在文联只怕两个人：一个是端木蕻良，一个是汪曾祺。可见老舍对他的器重，认为他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可能。为了弥补他在外文方面的缺陷，他和外文系的女同学施松卿结了婚。”“联大男同学远远多于女同学，追求施松卿的男同学很多，如外文系就有赵全章和袁可嘉。赵全章写的散文像何其芳的《画梦录》，1941年在美国志愿空军做英文翻译官的那时候，他的同班都是中尉，只有他一个人鹤立鸡群，评为上尉。袁可嘉是一个诗人，1946年就写过《沉钟》：让我沉默于时空，/如古寺锈绿的洪钟，/负驮三千载沉重，/听窗外风雨匆匆;//后来他成了研究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学者。他们两个人和汪曾祺都喜欢施松卿，都想月宫折桂;施松卿口里说：‘中文系的人土死了，穿着长衫，一点样子也没有，外文系的女生谁看得上!’但她并不爱外文系的散文诗，却把桂冠给了中文系的小说家汪曾祺。”

　　“文革”后期，一次，邮递员到家里送包裹单，需要签名。松姑开门，邮递员上下打量了一番，犹犹豫豫地冒出一句话：“老太太，您识字吗?”。那天她上穿一件旧毛衣，下面是一条没有罩裤的棉裤，颜色还是绿的，活脱一个家庭妇女。

　　有一年，她到上海出差，不去住星级宾馆，却住在我们大通路旧屋阁楼上，尽管条件很差，但她的心情却很好，整天聊个不停，她对我说，南洋有许多事情很有趣，将来，我们一起来写本小说，可惜她这个愿望最终没有能实现。

　　我每次到她家，不管是在北京甘家口，还是在蒲黄榆，她都有许多说不完的话。我1973年就认识了汪曾祺，可是几十年，有数十次见面机会，却没有一次能和他好好谈谈，而所有时间都是和松姑海阔天空的神聊，汪曾祺却躲在他的房里干他自己的事。每次告别的时候，她总是穿过天桥把我送到公交站头。最使我无法忘怀的是：1997年我突发胸闷，在电话中告诉了她，一天，她特地打电话给我老伴。她说：“佩庆，你要好好照顾施行，不可大意!”哪知道，现在，我依然如故，而她却远离我们而去，她的这些话竟成了最后诀别的遗言。

　　(摘自《中国文化画报》2004年第5期 施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