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岐山麓，倚高冈衔旷野，前有照，后有靠，左青龙，右白虎，洞天一派，演化出了古色古香的长乐进士馆。从这里徐步陟九品官阶，近瞻九九八十一级，在苍松翠柏梅竹山花掩映中，进士馆展厅便梦幻般展现眼前。厅内普及科举知识，再现科举制在长乐行进的全过程。今人到此，不会不徜徉留连，欣赏再三，而品之有味唉。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那个有口皆可畅所欲言的春秋战国时代。春秋战国，科举法尚未产生。但出了老子，出了孔子，出了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三百多年以后，秦始皇帝横空出世，统一天下，全国一个思想，从此就不见周游列国、四出煸动人心的七儒八儒了。然而，世界总得有统治人的思想，不能谁说了都算，也不能谁说了都不算。于是，董仲舒的“独尊术”应运而生。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独尊的儒，是名义上的“儒”，品不出原汁原味，后世称之为“汉儒”。

　　隋高祖文皇帝杨坚，够不上文韬伟略，他轻儒，三教中儒的地位被压至最低。仁寿元年601年　，诏令废太学、四门及州县学，只留国子生七十人。然而，也就是隋文帝时代，科举之风业已开启。开皇七年587年　，令诸州岁贡三人。隋炀帝始建进士科，朝廷凭文才秀美取士，诗赋成为正式的利禄之路。科举法出笼，对于世卿世族的“九品中正制”，不啻是一场革命。取分科考试的形式，应试者不论身世背景、富贵贫贱，一律有资格与考，结果广开入仕之途，读书人做官的机会大大增加。所谓“学而优则仕”。所谓“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全都刻写在屏壁上和读书人的脑子里。

　　到了唐代，科举法正式确立，每年秋后进行一次考试，科目很多，以进士科最受重视。明经主要考帖经，进士主要考诗赋。

　　有宋一代，科举制走向成熟，政府官员多数是科场出身。其中对两宋士风有较大影响而见诸经传的，就有数百人之多;出类拔萃的人物，如政治改革家兼文学家范仲淹、王安石，文坛领袖欧阳修，古文大家苏轼，史学家司马光，理学家朱熹，科学家兼文学家沈括等等，他们多是进士出身，史称“文星灿烂”。

　　此时，长乐同样涌现了一大批进士出身的官宦名人。其中有端明殿学士陈诚之、郑丙，兵部尚书林采，参知政事郑性之，抗元英雄杨梦斗、高应松、陈文龙等等。

　　明代科举，在唐宋基础上更臻完善;清代，大致因袭明制。明清科考，考试程序极为严谨，各级与考，层层递进，步步设营，程式化、固定化，渐渐走向僵化，弊端毕显。《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小说家言，揭露科举之弊，入骨三分。就这样，科举制就不得不走完它的履程。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　，诏自丙午年1906年　为始，停止了会试，生童岁科考亦停，科举制度至此遂废。

　　科举法虽废，但从科举史的整个过程全面地看，科举法实是先民千年前的一大发明，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大杰作。学校育人以应科举，科场取士源自学校。此等“学校——科举——仕进”的育才选士模式，在当时不愧是世界上最为文明的选官制度。就是在科举法废止百年之后，仍可看到它的深刻影响。现代文官制中的考试制度，现代“官学”、中考、高考、考博等等，层层选拔，都还看得到科举法的影子。推行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对我国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民生、民俗，乃至国民性格的塑造，所具有的积极作用，历代志书典籍都着力予以肯定和彰显。新编《长乐进士》序，更是站在时代的高度，把本土人才荟萃的进士群体，看作“长乐的根基，长乐的财富”。这一中肯的评价，是于史有据的。

　　长乐重教崇学，今古一脉相承。这在福建滨海地区，独步前沿，极富特色。

　　县志学校·学宫卷曰：“运动有转移，则学校之制度古今不能强同;风化所关系，则教育之宗旨古今不可或异。”作为师承儒学，培育人才最重要的载体，长乐学宫与孔庙连设，所以又称庙学。在科举法存续期间，由唐乾符迄清末，庙学不断，孔庙年年春秋二祭，明伦堂立示生员的顺治御制碑，那等于现时的学生守则;能把几千年道统概括周全，理念衍于制式，那就是康熙御制至圣先师孔子赞并序。还有康熙御制训饬士子文，雍正训士文，乾隆饬学校文。汉族文化接纳满族文化，满汉全席，交相融汇，康乾时代把学校化人育人思想推进到登峰造极的地位。通过志书详尽规式了祭祀文庙的典礼整个过程和仪式要求。这在全世界杏坛，可能是独一无二、绝无仅有的文化气象。滨海长乐宗式邹鲁同样中规中矩，充分证朋孔学和科举法在长乐根基的稳固。

　　长乐重教崇科举，士风长盛，表现出了很突出的区域特色。一是官府适时策动，职官首务力推，缙绅身体力行，邑籍教谕、教授、山长、讲席遍及省郡及全国许多地方。二是民间尊师重教和耕读兼重的优良传统延续成风，儒林、良臣、循绩、名宦，在职场上重视兴教兴学;致仕归里之后，许多人更是志于建校从教;有的儒士宁愿弃科场不做官，甘于布衣清贫，以教授育才为生。三是学子士人立雪萤光，学风醇正。读与考紧密联系，通过读四书五经，读诗文赋，目标在于应考，考的目的在于中士做官。杏坛润泽，致使芳桂之里、三桂之堂、进士之家、状元族裔等等代不断脉。据林通《县图经》载：“李椅　、常衮　皆以崇重学校为意”，“以学校为国家储贤之地”，“大启学府，劝诱生徒”，“延名师儒以教”，使“家有洙泗，户有邹鲁，儒风济济，被于庶政”。“闽中自是号为文儒之乡”。

　　进士馆的创立，证示“文儒之乡”长乐当之无愧。前论福建儒学，学者一般多从宋代开始论述。实际上，福建儒学早在唐末五代就已达到相当水平，为宋代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个基础，在海滨长乐尤其至切，特别牢固，特别突出。长乐人方子安于宋初创建的明教堂以及随后问世的姚能举和林采的明教堂序是最好的见证。该序推崇长邑名贤林慎思等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首倡道学，为吴航宗匠”。自此，“乡之人士彬彬向学， 兴仁兴让，顿成雅俗”。此时的长乐，书院、乡学、社学星罗，被誉为“东南洙泗”、“海滨小邹鲁”。举子“负笈来试于京者，常半天下。家有庠序之教，人被诗书之泽，而仕于朝为天子之侍从亲近之臣，出牧大藩持居方面者亦常半。而今世言衣冠文物之盛，必称八闽”。与江浙富庶区一样，“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传列二十五史者，以十百计。福建通志、福州通志等，多有记载。《福建省志》、《福建古代历史文化》、《福建文学发展史》、《福建藏书家传略》等文著中，长乐名人占相当的篇幅。各版本县志，虽多“梓之不全”，总体上仍可见“吾长之风，开于唐，盛于宋，恣肆于明清。时上高词赋，遂甲他邑”。为历史定位，起汉迄清，论评公允，脉络清晰，极有参考价值。

　　“啸虎雕龙笔，腾蛟起凤词”。进士馆对长乐进士作了全面的展示和有重点的挖掘，虽然无法再现文史的原貌，但还是让我们窥见了科举法在长乐行进的轮廓，这实在是有意义的一件事。

　　(原载于2009年4月16日 《吴航乡情》 作者樊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