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复校后的北大

　　1946年10月10日北京大学在四院大礼堂隆重举行复员北平开学典礼。

　　复员后，北京大学在胡适校长、傅斯年代校长等各方面的努力下，北大乃在原有文、理、法三个学院的基础上，增设医、农、工三个学院，扩大为6个学院，33个学系，后又相继设立了文科、理科、法科、医学研究所并招收研究生。教师、学生、校舍等都是成倍增加。从此北大已真正成为国内专业最齐全的综合性最高学府。

　　在开学典礼上胡校长提出十年把北大办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宏大目标，师生亦满怀希望。①但这种喜悦和兴奋没有持续多久;即变成泡影。内战爆发，经费无着，计划不能实施，物价飞涨，人民生活水平日降，教师收入已不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学运不断……发展……②。

　　北大复校、扩校任务艰巨，全校几千人学习、生活、校舍、吃饭等等....加之物价飞涨，经费拮据，教授住房严重不足、银行贷款不到、工资无着、冬煤、粮食供应紧张……郑先生任重事繁，后又学潮不断还要经常为学生的安全担心，他肩上的担子很重。早晨八时准时到校，晚上暮色苍茫才能回家，早去晚归，风雨无间。办公室里经常高朋满座，应接不暇，办公桌上两台电话铃声不断。郑天挺工作那么繁忙，待人接物却总是和蔼近人、从容不迫、有条不紊，效率很高。

　　他对教授们的困难，都尽力设法解决，甚至校外教授的困难，也一视同仁，清华教授陈寅恪因患眼疾，希北大原来研究生王永兴能支援一时，郑即刻支援。魏建功抗战后离北大去台湾推广国语，回北平公干，无处可住，希郑帮忙。郑即回信“舍间及北大均可下榻”以后郑把自己住宅挤出房子借魏居住四个月。

　　进步学生要创建孑民图书室，他亦“默许”和支持，在红楼给了教室，书架桌椅，并专门接装特殊照明灯，为此“孑民图书室”负责人特聘郑天挺为导师。

　　1947年为发扬五四精神学生进步社团“北京人社”，举办“五四史料展”，郑先生积极支持，并作具体指导。1948年为发扬北大光荣传统，纪念蔡元培先生逝世8周年，北大师生在民主广场举行盛大集会，会上郑先生把“民主、科学”大旗授给了青年学生……

　　郑先生虽一直承担着繁重的行政工作，但始终坚持不离教学与科研第一线，几十年从未间断。他说我在北大首先是教授。为了保证讲课质量，他总是白天忙于治校，每晚在家看书备课、著书立说，直至深夜，从无闲歇。

　　1948年8月胡校长为感谢郑先生的辛劳，百忙中在东厂胡同专门设家宴祝贺郑先生50岁生日，日前他亲笔用特大信封给郑全家写了邀请信……，家宴到有周炳麟、郑华炽、贺麟、向达、钱思亮等二十多位教授，他们多为北大老友，另一桌是胡太太等女宾和郑的子女。席间胡校长称赞“郑先生单身一人，把毕生精力，全奉献给了北大……”

　　(四)爱护支持学生运动

　　郑先生热爱教育，受蔡元培先生“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思想影响较深，早在1919年在北大上学时，他就积极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以后在“三·一八”反对北洋军阀屠杀学生的斗争中，及“一·二九”爱国学生反对国民党的斗争中，都一贯站在学生一边，并同反动当局椐理力争的保护学生。

　　解放战争时期，郑天挺出于对学生的爱护，也曾以各种方式，支持北大学生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斗争。每当爱国进步学生遭到迫害时，他总是以北大负责人的身份，多方奔走，并利用各方面的关系，一次次救援进步学生。

　　1948年，国民党准备武装镇压进步学生，颁布《戡乱治罪条例》。4月的一个夜晚，国民党特务深夜闯进北大校园撕壁报，砸家具、闯教授宿舍，捣乱破坏。以后北平警备司令部下令逮捕学生，当时北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华北学联主席，后任我国香港问题对英谈判首席代表柯在铄同志回忆：

　　“48年4月7日凌晨3时，郑先生接到警察局长汤永咸的电话，要求学校交出我和其他11名学生自治会的成员。不久，汤永咸随即驱车来到郑先生住宅，出示警备司令部命令，要求马上交人，郑先生没有答应，并前往警察局交涉。清晨6时，郑先生找到学生自治会和我们，希望我们暂时躲避;8时左右，郑先生又同训导长贺麟、教务长郑华炽一同赶去警备司令部找警备司令陈继承交涉，陈继承很蛮横地说：“不答应交人，就由我们自己进去包围逮捕。”他口口声声要做“郑麟征第二”，关麟征是制造昆明“一二·一”血案的凶手。当时，胡适在南京参加蒋介石的“行宪国大”，学校的事务由郑先生主持……，他曾向学生发表谈话“对治安当局传讯几位同学，由校方负责交涉，不使成为事实;”连日发生之不幸事件，由校方向北平治安当局提出严重抗议，并提出具体要求;“对全体师生员工今后之安全，由校方负安全责任”。他还说过，传讯十二同学是对北大自由传统的污辱，如果法院坚持传讯，北大同学可以全体去。他的态度很明确，绝不能让一个学生就抓走。在地下党组织安排和组织下，上午10时全体同学紧急大会在民主广场召开，“一人被捕，全体坐牢”的口号震天动地，中午时2000多同学搬来板凳，一层层把我们紧紧围在中间。全场同学一遍又一遍高唱：《团结就是力量》。下午，冯至教授代表教授会向广大同学慰问……此时，燕京、清华、中法、师院、南开、北洋、河北工学院北平的街头成为一片抗议的海洋等院校同学也先后宣布罢课，走上街头声援北大……，在学生、教授和社会各界的强大压力下，当局的企图终于没能得逞，我们十二名同学终于脱离了危险。

　　1948年暑假发生了“八·一九”大逮捕事件，大批进步学生被列入黑名单。当时北大学生会成员，现中国史学会会长，戴逸写道：“我的名字也被列在黑名单上，当时，我放假回到了南方，对北平和学校中的情况一无所知，从报纸上看到了被通缉的消息。不久，我的父亲接到了郑天挺教授的一封信，告知我被通缉的消息，叮嘱我善自躲藏，不要住在家里，以免搜捕。信中还说今后的生活和前途，等待事态平息，他可以设法介绍职业。以后，我和组织上取得了联系，经过一些迂回曲折而前往解放区。但郑先生的来信是我在被通缉以后从北平得到的第一个消息。”③

　　此前为学潮事，郑天挺于是年4月致在南京开会的胡适校长：“北大有自由批评之传统，外间颇多误解，今后处境将益困难。……大学有其使命，学术研究应有自由，如无实际行动，在校内似宜宽其尺度，若事事以配合(“剿总法令”)为责，奉行不善，其弊害不可胜言。”郑天挺对北大的自由、民主的传统一向是爱护的，也是代表北大教授的共同意愿的。④

　　(待续)

　　■文字整理：陈瑞衡

　　注：

　　①《百年冷暖》马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第286页

　　②《北京大学图史》北京大学档案馆校史馆编·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63页

　　③《郑天挺先生学行录》封越健、孙卫国编 中华书局 第123-124页

　　④《胡适书信影印件》(内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