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榕池在河下街一隅。

　　原先，那里有古井，有苍翠高大的古榕树和大池塘，先人称之为井榕池。十多年前，笔者写过一篇《到河下街说井榕池》发表在当时的《长乐报》上，介绍井榕池的变迁。最近，在河下街这个地方立了块碑，刻着“井银池”。

　　井榕池咋成“井银池”呢?

　　方言“榕”“银”音近，说得快了，“井榕池”很容易听为“井银池”，未细究就有可能将之混淆。

　　河下街旧城改造之前，井榕池有一座十分气派的古宅，人称一善厝。居住其内的陈老先生，是个很有人脉的士绅，曾在京津经商。据说当时任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给他题过字，题字上将井榕池写为“井银池”。徐大总统出生河南，国学功底深厚，人称“文治总统”，又长期在京津任职与生活，北方话“榕”“银”的发音区别较为明显，因此推断，写“井银池”非徐的笔误，显然是陈老先生在求字时出错，徐大总统只是你怎么说我怎么写，照猫画虎依样葫芦罢了。

　　如果真的有徐大总统写“井银池”的事，这对井榕池地名变化也没什么影响。按理说，当国家总统，算是一国之君，且他的书法很有造诣，有他的字，值得炫耀。可是，徐世昌曾是窃国大盗袁世凯的左膀右臂，世人多有诟病，共和国成立之后更没有好声名，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人们对他避之犹恐不及，陈老先生即使存有他的字，谅必也不敢声张。笔者最近与几位老者言及井榕池立碑，才闻此一说;但徐大总统写了什么，怎么写，也没人说出个所以然来。

　　把井榕池以“井银池”广而告之的则是河下街一个住户。

　　这一家人从长乐城关近郊搬到井榕池临街而居。上世纪六十年代，他家有自己熬制的膏药出售。自古以来卖膏药使用的广告牌，都是以方形白板当中画个黑圆块，图样与相邻岛国的国旗一样，只是当中圆形的颜色有所区别，把膏药形状的图板两三块对角串联挂起来，就可以招徕顾客。而他家公子那个年代就是高中生，懂得做广告，不挂膏药图样，而是用一块十几二十公分宽、六七十公分长的白板，书写黑老宋体“井银池膏药”高挂门首，非常显眼。

　　那个时候河下街是南北乡人从旱路出长乐上福州的必经之路，每天数以万计的人从这里经过，都可以阅读到“井银池膏药”几个字。地名加上药名，是最佳广告用语，“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就是极为成功的范例。平心而论，这家膏药化脓消肿止痛化瘀有很好的功效，可惜膏药没能成为品牌商品流传下来，“井银池”却三人成虎般产生极大的广告效应，未明就里的人们以为这个地方原来就叫这个名字。

　　“银”字很惹人喜爱。谁都爱金银财宝，都爱与金银沾边的称谓。时下有“金”有“银”有“鑫”的商号、公司名、人名，如流浪汉破袄里的虱子，一撸就能抓出一大把。本来，一个地名，口头叫的和文字写出的可以不一样，形成文字时用谐音或近音替代口语的比比皆是，井尾写着井美，苦竹是五竹，白田称为玉田。然而，谐音替代是一种美化修饰，应该是以优雅代替劣俗。先人称此地为井榕池，将井、榕、池三个自然物体组合，构成一个有色彩有层次的清新立体画面，犹如王维的诗句鲜明优美，意境悠长，极有画意。这个称谓原本就非常有美感。而“井银池”表达的是什么意思?是井中有银而成池，还是池里生银陷成井?“银”字固然好，可植入“井”“榕”当中，三字结合起来不伦不类，即使郢书燕说，但怎么牵强附会也要能解释得通才是。

　　附声者多，辨实者寡。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河下街旧城改造时，拆了古井原来方形石栏，在新安上的圆形石栏上也镌刻了“井银池”三字。这个准官方行为，竟然对讹误未辨真伪，真令人扼腕。

　　近来读到一篇文章，其中说，一个地方的名字，是一段历史，是一处记忆。名字虽然只是主体的附庸，却显然比主体有更长的生命力。许多人去造访一个地方，正是奔着这地方的名字去的，虽然明明知道那里已今非昔比，没有残留多少旧时的风物，但还是乐于去寻找昔日遗留的蛛丝马迹，领略曾经出现名人的特殊空间，探寻展现过事件的真实发生地。笔者以为，留住“井榕池”的名字，就有可能引发人们寻找构成这三个字的旧时风貌的浓烈兴趣，更易留住乡愁。

　　把地名勒石立碑，成为目前的时尚，但至今仍是放任的民间行为。刻什么，怎么刻，任由主事者自己决定，主事者受认知局限，讹误在所难免。把字刻在石头上，想遗留百年，可错误的就遗讹后世。如果仅仅在口头流传，也无可厚非，对一个物体可以有多种称谓，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因人而异，身份的差别说出的话就各不相同：人体消化器官的末端出口，医务工作人员称之为肛门，文绉绉的文人笔下写作后庭，市井俗子村野翁妪呼之股川空(音keung，方言“窟窿”快读)，特殊职业的小姐羞答答地说这是菊花。

　　(作者 阿 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