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唐史学家刘知几《史通》“邑里”篇记载，西晋末天下大乱，中原(以河南为中心)士族相随南逃以避战乱，南迁时间持续两个世纪之久，中原汉民族文明亦随之南移。

　　汉民族古代文明概括起来有两大突出特点：其一，汉民族对血缘关系高度重视，对长幼辈分有严格区分。以本人为中心，上有四代长辈，下有四代晚辈，形成“高祖、曾祖、祖父、父、本人、子、孙、曾孙、玄孙”的“九族”血亲关系。其二，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强调人的社会性，不突出个人和个性而强调群体。在相互交往中，一般最常见的有打拱、作揖和跪拜三种。

　　在婚礼习俗俗上，民族色彩浓郁，分为“纳彩”(说媒)、“问名”(合婚)、“纳吉”(订婚)、“纳征”(下聘礼)、“请期”(选好婚期吉日)、“亲迎”(迎娶新娘)。

　　丧葬习俗分殓、殡、葬三个阶段。殓，就是给身体穿衣下棺;殡，就是入殓后停柩于殡宫，殡期长短不一，少则3日，多则30日，由奔丧者而定;葬，就是将棺木入土。另有“归葬”的习俗，就是将死于他乡的遗体归葬原籍。

　　汉民族男女不及50岁者，只称生日，不称寿。年满50岁以上，才能举行寿庆，接受儿孙和亲朋好友的祝寿。男性逢一(51、61、71、)、女性逢十(50、60、70)称为过大寿。富有之家、办寿品、备宴席、设乐队、悬挂寿星、寿幛、寿联，请戏班子演戏等等。

　　据文史考证，长乐人绝大多数为今河南省移民，长乐民间习俗承续了黄河中下游汉民族婚丧喜庆的传统。长乐别称”吴航”,是一座有着千年底蕴的滨海城市。它建县于唐武德六年(公元623年)，1994年撤县设市，是全国著名的侨乡。目前，长乐市下辖12个镇、2个乡、4个街道，总人口约70万，海外侨胞50多万人。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族人民当家做主，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勤俭建国方针指导下，婚丧喜庆简办、新办蔚然成风。长乐民间婚丧喜庆也发生了崭新的变化。喜宴给宾客分一些喜糖、喜饼等实物;寿宴则是给来宾发放寿桃糕、饼等实物;丧事酒在送丧路上给客人送糕点，还要在酒桌上的“分祭”时发糕、饼等。这些主要体现了“家”“孝”为主的汉民族和谐文化传统在长乐民间的延承。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地处福建沿海的长乐凭借政策优势和区位优势，民营企业的迅速成长壮大，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群，逐步引领了长乐社会的乡风、民风。长乐企业最初启动资金往往是长乐民间特有的“众筹”，于是，就形成了长乐企业与长乐民众的特殊联系。一些先富裕起来的企业家为感激乡亲们的信任，就借着红白喜事以分钱形式回报乡亲。部分企业家和家庭富裕的村民错误地认为大操大办红白喜事是事业成功的象征，进而演化成互相攀比和斗富的心理，认为钱物发得多，就越有面子。有些人收了小礼后，却要“返礼”，每份至少数百元甚至数千元。这就异化为参加长乐民间的红白喜事，既不收礼钱，反拿红包的炫富陋俗。

　　从1999年开始，长乐民间在办丧事酒时开始给宾客发香烟、食用油、塑料桶、电饭锅等实物，喜酒仍然是喜糖、喜饼等;这期间，不管红白喜事，如果不巧遇到山珍海味中名贵的菜肴没能上桌，则发10元左右给宾客做补偿。至2005年左右，部分经济条件较好的乡镇在操办红白喜事时，除了不再交礼钱外，还在办丧事酒“分祭”时，把发实物演化为发放现金;在喜宴、寿宴席上也给宾客分发红包。至2012年之后，分发钱物转化为攀比斗富，在2012年—2014年之间愈演愈烈。

　　2014年后，在操办婚宴中讲排场比阔气，宴席百桌以上者屡见不鲜。在置办丧事的过程中，亲戚朋友聘请鼓乐队、演艺队进行奏乐和表演，拱门、花圈从马路摆到村口再到家中，送葬队伍长龙阵一字排开绵延几公里;讲求宾客越多越荣耀，不仅广邀亲朋好友，还要邀请一些领导干部。酒席一开，谁家里的领导多，谁家门口的车子多，谁家的面子就大;在操办红白喜事中，兴起了摆阔的“压桌菜”——就是直接向宾客返送现金的红包。有的群众与邻居比志气，比兄弟能力，撑门面、讲排场。酒席上最贵的菜肴，并且都要摆上二三十道、摆得桌面放不下。经常酒席结束了，桌子上还剩下一大桌菜，以显示东家的富足阔气。宾客白吃白喝几餐后再分发红包，不论红白喜事都要分，以彰显东家的财大气粗，有面子。

　　从城区到乡村，从党员干部到普通群众，各式各色的酒席逐步泛滥成灾。2013年1月16日长乐金峰某企业家嫁女儿，喜宴办了300桌，铺张浪费显而易见。一些家庭为了在操办红白喜事中有面子，甚至去银行贷款，向民间借高利贷，将借来的钱用来上“压桌菜”，这给长乐广大群众造成了严重的经济负担和精神压力，并且也成为一些家庭致贫的原因之一。有些网友根据长乐当时的状况，编制的长乐结婚礼金范本：长乐30-50万元，金峰80万元起价，多则上百万元。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了“娶不起”和“死不起”的现象。

　　长乐一些海外华侨宁可在异国他乡购墓地，也不敢回乡落叶归根。潭头镇泽里村村民陈某说：“他的家族很大，邀请的宾客不会少，不算酒席的菜金，单红包发放一项，至少要掏60万元人民币。”于是移居美国后，他和妻子都在美国买了墓地，原因就是葬在家乡开支太大。落叶归根的民族传统却因大操大办的奢靡之风，让远在异乡的游子对“归葬”望而却步。

　　在自发形成的大操大办婚丧喜庆鼓动下，普通群众存在跟风心态，日长天久一些家境一般的人群，也加入进来，未富先奢;后富的乡镇则极力效仿先富的乡镇，炫富花样翻新。特别是逢老人去世，送葬游行花样百出。一场红白喜事操办下来，少则几万，多则数十万、上百万。一些老人承受着“吃人酒宴日后还”的心理，舍不得把钱拿来改善生活、增强体质，反而想着日后的风光和“还人情，做世事”。人到晚年，活着克勤克俭，甚至身患重病亦不愿根治，而过世之时，全家上下却大张旗鼓热闹非凡，直弄得丧事喜事都分不清的地步，汉民族勤俭持家、和谐共处的传统美德，此时被异化得令人瞠目结舌。

　　长乐人历来以吃苦耐劳、艰苦朴素的精神风范著称，但经历了十几年来婚丧喜庆大肆铺张喧嚣后，至此却给外县区的群众留下奢靡浪费的形象。此情形不仅加重大了全市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负担和精神压力，而且扭曲了正常的人际关系，败坏了乡风、民风和社风，进而损害了当地党和政府的形象。

　　面对长乐社会大操大办婚丧喜庆的乱象，2016年9月中共长乐市委市政府把开展移风易俗、反对大操大办作为“一县一专项”整治工作，特别是去年12月9日，福建省委常委、省纪委刘学新书记作出批示后，长乐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迅速行动，召开市、镇、村三级干部大会，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并将2017年作为移风易俗集中整治攻坚年。同时成立了由中共长乐市委主要领导任组长的领导小组，市直各部门、各镇(街)均成立了移风易俗工作领导小组，形成市、镇、村三级工作网络。市委要求全市上下统一思想，持之以恒抓好整治工作，掀起了新一轮移风易俗，反对婚丧喜庆大操大办的高潮。

　　长乐婚丧喜庆大操大办之陋俗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鼓浓宣传舆论氛围，发动引导广大群众参与成为当务之急。长乐市直各部门、各镇(街)乡，积极响应长乐市委市政府的号召，迅速行动起来，持续推进移风易俗宣传进家庭、进农村、进社区、进机关、进企业、进校园等活动，全力在长乐社会营造文明健康、厉行节约、反对奢侈、扶贫济困的社会舆论氛围。全社会移风易俗知晓率从最初的80%上升至95%以上。

　　今年3月，长乐市3个先进典型被评为福州市“践行移风易俗 弘扬文明乡风”好榜样。湖南镇仙富村、鹏谢村，古槐镇井门村，潭头镇大宏村，玉田镇琅峰村(社区)等相继成立了爱心慈善基金会。集捐捐细流为不竭爱河，将接收下来的移风易俗善款投入新农村公益建设和精准扶贫等工作中。

　　教育部门积极推动移风易俗进校园活动，各级学校结合当地社会实际，以开设道德讲坛、讲演比赛、作文比赛和参观先进典型人物事迹为载体，以期实现“教育一个学生、影响一个家庭、带动一个社会”的目标。

　　在广泛深入开展移风易俗“六进”宣传活动的同时，长乐市党员领导干部率先垂范。全市各级党政领导坚持从党员领导干部抓起，把“关键少数”作为推进移风易俗工作的重要突破口。将企业家遵守移风易俗情况作为推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评先评优的重要依据。市人大、市政协也建立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操办婚丧喜庆事宜报告制度。全市科级以上领导实行了操办或参加婚丧喜庆月公示制度。

　　至2017年8月，长乐社会婚丧喜庆大操大办、奢糜浪费的恶习在中共上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和指导下，在中共长乐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移风易俗工作沿着“抓得及时、抓得坚决、抓得得当”(福州市委书记王宁总结语)的方式持续开展。经过全市上下各部门的齐抓共管，婚丧喜庆的规模得到有效控制，分钱、分物攀比斗富的状况得到有效杜绝。在得到长乐广大群众广泛赞誉的同时，也得到了中共中央纪委、中共福建省纪委领导的充分肯定。诚如8月13日中央新闻联播陈述的那样：“福建长乐针对当地群众反映强烈的大操大办婚丧嫁娶现象，从整顿干部作风抓起，移风易俗，推动了社风民风健康发展，使人民群众从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的延伸中得到了实惠。”

　　如今，长乐社会婚丧喜庆简办、新办已全面铺开，城市、乡村已建立了多家扶贫助学慈善捐助机构，将接收的简办婚丧喜庆善款，用于慈善公益事业。大操大办婚丧喜庆一旦露头就会受到广大群众的举报以及媒体的曝光，同时还会受到长乐社会各阶层群众的普遍指责以及各级管理机构的批评、处罚。婚丧喜庆简办做慈善、做公益已成为长乐社会的新风尚、新面貌，保持和巩固新风尚、新面貌，制止大操大办重新抬头和反弹，将移风易俗倡导新风的观念内化于心，外化于形，形成民间新常态，已成为长乐社会广大群众和外界群众关注的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