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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伯秋与长乐

作者 张端彬 陈羽军

http://www.clnews.com.cn  2017-09-07 17:02:32   来源:长乐新闻网  【字号

  曾经是孙中山女婿(其妻为孙中山次女孙婉)的湖南湘乡人王伯秋,于1934年被任命为福建省第一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兼长乐县长,至1938年离职,前后仅四年。

  那时,由于连年军阀混战,加以日本帝国主义者对我国侵略步步进逼,以致民穷财尽,民不聊生。作为专署所在地的长乐县城,一片破败景象。为了整顿市容,王伯秋采取了少花钱多办事的办法,把从专署向西行至码头的长660米、宽6.5米的中山路街道,加以整修;把临街的店屋由政府统一改建成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建成后向业主收取部分建筑费用。同时在道路两旁种植龙眼等果树,以增加政府的收入,绿化美化城区。

  在建设过程中,王伯秋经常到现场巡视。那时普通话在长乐只有少数人能听能说,所以外地来的官员,都要跟一位翻译。一天,他在街上忽然碰上几个老太太,各自捧着一把香火向他告状。翻译告诉他,她们没有钱,要求不要改建房屋。王伯秋环视身旁的几个老太太,郑重地对翻译说:“请她们放心,我替她们盖房子。”没过几天,就在司马第的东面,动工盖起一溜平房,群众称之为“十间排”。但老太太们并没有搬进去住,还是住进改建过的原住屋。住在那里的却是进城打工的山民。人们风趣地把那里称为“贫民窟”。长乐县城街道改建后焕然一新。虽然比不上大城市,但长乐父老对王伯秋没有采取粗暴的手段强行拆建,而是对有困难的改建户作了妥善的安排,感到很满意。

  王伯秋接着便开始着手交通建设。当时长乐主要靠水路运输,客运和货运要受到潮汐和风向的制约,特别是在农历六七月间台风季节,风急浪高,行旅阻断。陆上运输全靠肩挑步行,山路崎岖,举步维艰。经济发展受到很大限制。同年,他便动员组织人力、物力,开辟长5.5公里的长乐第一条公路———长(乐)营(前)公路。车站设在城关的西关桥头小玄帝庙。并在庙前建起一座小楼,供乘客歇息候车。还在楼中题诗:“四面峰峦水一湾,小楼如在画图间;行人且莫匆匆过,忙里来偷片刻闲。”在王伯秋的计划中,还要建设县城到金峰、江田的公路,因抗日战争爆发成为泡影。

  王伯秋是一个无神论者,1934年到任的下车伊始,恰值长乐河阳境每十年一次的逢甲“普度”。他立即通知主持普度的“总坛”,明令禁上。“总坛”提出这次“普度”是为“九一八”、“八一三”抗战阵亡将士亡灵超度。王伯秋不同意,并张贴告示说:“你们对阵亡将士的关怀,很好,但勿听信世俗的诳诱,希将普度应用之费,缴来县府,由县府派员详查阵亡将士家属的真名实姓,给予抚恤,使沾实惠,岂不更好于寄托鬼神烧冥衣钱纸吗?”由于双方相持不下,酿成河阳群众一千多人拥到县署门口请愿。王伯秋想到群众思想倾向,不宜堵塞,只宜耐心疏导。为了避免事态扩大,他让当时国民党长乐县党部指导员林舫出来劝说群众先行散回,公推代表二三名从长计议。王伯秋托辞上省参加各区专员的行政会议,暂时离开长乐,等到他回长乐时,普度活动已草草收场。事后以对这次主持普度的“总理”黄隆毅罚款示警了结,没有使矛盾激化。赢得了群众的好感。

  为逐渐提高群众的素质,王伯秋着手筹备成立民众教育馆,开办短期义务小学,提倡识字运动,以书报、刊物、课堂,启发群众接受科学知识,引导他们关心国事,激发他们的民族意识。对未办学的边远乡村,则组织流动施教团,购置电影机、留声机、教育影片等,前往宣传教育。并组织卫生队督促市场及公共场所保持环境清洁。还在县城构建一批娱乐的场所:在中山路中段,建造了一座当时颇为壮观的“中山堂”,用于演出专业和业余的文娱节目,活跃了群众的文化生活。此外,还在街道周围塔坪山的三峰塔下建起南山公园(现被称为郑和公园)和塔山运动场。又在河下街畔建起江滨公园。临江还建了一座小巧玲珑的休憩亭,成为群众夏夜乘凉的好所在。并在太平桥上汾溪之畔观音寺旧址芝阁前广场,辟吴航公园,作为群众游乐休息的场所和马戏团表演卖艺处所。为了激发群众建设家乡的热情,王伯秋还亲自撰写《新长乐歌》:“新长乐,乐何如。背山面海,人文之区。有田可耕,有海可渔。更有壮丁十万,保护我乡闾。生产日丰财用纾,民智日开人无愚。礼、义、廉、耻,声被海隅。努力,努力,大家努力,共建新长乐,新长乐,乐何如。”1937年“七七”事变后,长乐县苗圃主任共产党员项德崇(项南)和当时民众教育馆馆长陈似云、作家陈婴子等人组织起明天歌咏团,经常在长乐各地巡回演出。组织妇女宣传工作队深入乡村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引起当局的惶恐不安,却得到身为专署专员兼县长的王伯秋的有力支持。1938年王伯秋调离后,明天歌咏团被勒令解散。时至70年后的今天,人们还是念念不忘。

  长乐自古被誉为“海滨邹鲁”、“文献名邦”,古迹文物比比皆是。王伯秋在城关设立民众教育馆。该馆除了排列书报供群众阅读外,还负责调查和收集保护地方历史文物。他本人就对此做了许多努力。其中作为长乐历史文物瑰宝的《天妃灵应之卜记》碑(俗呼“郑和碑”),便是一例。此碑原嵌在南山三峰塔寺墙壁上,历经沧桑,被湮没土中,直至1930年为长乐首任县长吴鼎芬发现,曾被拓赠一些知名人士,并移置于县署“思善斋”内。后来墙圮,又被杂草所掩。1936年王伯秋因公到南京,国学图书馆馆长柳贻征曾问到郑和碑。回长乐后,他立即多方寻找,终于在“思善斋”旁边找到。他在读后又拓赠海内外部分学者,一时掀起讨论和研究郑和史迹的高潮。

  王伯秋还准备建一座护碑亭,并已撰写《碑亭记》,他在文中对郑和作了很高的评价,称郑和“拥无训练之舟师,航未探测之海洋……卒能远致南洋,历三十余国,相率而朝贡于明,和之功与张骞、班超抗矣。”并说到“其未发也,必赍中土之产物,以遗远人。其既归也,必携海外之珍宝,以献邦国。其影响长乐经济、实业、文化与夫远大之图,倡导遐迩者何如?”同时把河下港畔今江滨公园中的一段路命名为郑和路,以扩大郑和在长乐的影响。

  由于长乐地处国防前线,当时的长乐乡亲、省教育厅厅长郑贞文提请,将郑和碑和天妃庙三清宝殿的铜钟转移到南平保存。抗战胜利后,郑和碑运回长乐置文庙泮池畔。这时王伯秋早已离任。1985年,长乐南山天妃宫故址建郑和史迹陈列馆,并将郑和碑移入。而由王伯秋撰文的碑记则已于1983年前刻石,并由著名书法家沈觐寿摄影珍藏。可惜这两件珍贵文物,已在“文革”中消失。1941年,在王伯秋离开长乐三年后,长乐父老在南山之麓,建了一座伯秋纪念楼,作为对他的怀念。并立了奠基碑,可惜碑文已经找不到。60年的沧桑巨变,伯秋纪念楼的旧址也无从寻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