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传霄（1920-2006），后改名“坚心”，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吴航街道汾阳东安里人，生于1920年12月。初入吴航二等学校（今长乐师范附属小学），1933年，毕业于私立培青初级中学（今长乐一中）后，与堂侄刘家榘随其姑父张北树到缅甸仰光，入缅甸华侨创办的高中学习。1935年高中未毕业即考入仰光公共卫生医务专科学校学习。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20万缅甸华侨的抗日情绪日渐高涨,不少爱国华侨青年纷纷回国,奔赴抗日前线。1938年1月，缅甸华侨抗日救国筹赈委员会以“救死扶伤,支援中国抗日战争”为宗旨，筹划成立缅甸华侨救护队。1938年5月15日，缅甸华侨抗日救国筹赈委员会，在仰光成立华侨救护队，刘传霄与堂侄刘家榘毅然放弃学业，参加缅甸华侨抗日救护队。经过为期100天的战地救护培训,学习简易的生理解剖、药物常识、止血、包扎、固定、搬运等战场救护技术等，48名爱国华侨青年和印度医生达士、捷克拉巴地，组成救护队，队长陈雅云,副队长李伯桂。

　　8月14日，救护队出发前,旅缅各界侨联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会,印共总书记辛格莅临致辞。筹赈会主席休克逊在讲话致辞中明确指出：救护队回国后归中国红十字总会指挥,救护队回国后全部医药、生活费用仍由筹赈会供给，并勉励全体队员奔赴抗日前线，救死扶伤、英勇果敢，为祖国立功，为在缅华侨争光。

　　8月15日,刘传霄等50名救护队队员从仰光坐轮船，踏上归国抗日的征程。回国沿途,队员们受到各地侨胞的热烈迎送。队员们一次次受到深刻教育,纷纷表示要学习先人“黄沙百战穿金甲,不斩楼兰终不还”“白衣杀贼闻尤罕,青筒论功忌尚生”“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英雄精神（据《党史文汇》2013年第5期，张光彩《缅甸华侨救护队回国抗日始末》）。轮船到了新加坡,英国总督以维护社会治安为借口,既不准当地侨胞举行欢迎会,也不准救护队集体登岸。而香港与新加坡迥然不同,船刚抛锚停泊,各方欢迎代表便拥上了甲板,队员们在人们的簇拥中列队下船,记者竞相拍照,港九各界同胞手持鲜花夹道欢迎。队长陈雅云在香港购置药材,延宕至武汉失守,救护队仍滞留港九。刘传霄等心急如焚,强烈要求迅速启程共赴国难。陈雅云无奈,只得率队乘船赴广州，全队人马和药材尚未抵达广州。

　　10月12日，日军在惠阳大亚湾登陆，战火从东北烧至东江。当天，中共东莞中心县委决定组建一支由党直接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抗击日军入侵，并在10月15日宣布成立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在日军登陆次日，中共中央指示，要在日军占领区开辟抗日游击区。时任中共广东省委及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的廖承志，派曾生等一批共产党员到东莞、宝安、惠阳、增城等地组织抗日武装。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和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队应运而生，分别由曾生以及王作尧任总队长。两支武装共200余人，共同扛起了东江抗日的大旗。

　　10月19日，在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成立第4天，东莞县常备队第一、二中队和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1个小队共200多人，在榴花、峡口、西湖、京山一线设防，阻止侵华日军渡河向东莞进攻。这是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首次对东江入侵日军进行有组织的抵抗。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和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队成立之后，抗战的枪声更是不绝于耳。广东惠阳前线中共领导的东江纵队与日寇激战,伤亡甚多。中共香港办事处提出派人紧急救援，可是队长陈雅云却说“目前全队思想混乱,药品器材又全部弃失了,实在难以开往前线”。刘传霄等队员们请战，要求立刻奔赴前线，参加战场救护。刘传霄等救护队员渡海赶到深圳,中共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队长曾生接见。

　　救护队按照原先组建的三个分队开展工作。刘传霄任第一分队队长，率领刘家榘等队员沿广九铁路北上,一昼夜在铁路两侧发现百余名伤员,轻者经包扎处理按指定方位自行转移,中度伤员急救后派人处理,10多名重伤员请民工用棕床、门板、藤椅等抬至中共领导的东江纵队第一战地医院。第二、第三分队亦在深圳以北地区展开战场救护工作。

　　救护队战地救护站

　　当时东江纵队医疗条件极差，一缺医生护士，二缺药品设备。刘传霄带领救护队队员，负责战地营地供水、排污和灭菌工作，预防水传染病与肠胃病。华侨救护队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住的茅草房，点的菜油灯，吃的缺油少盐糙米饭，队员们各尽所能,分工合作,抢救护理，使很多伤病员得到救治；防疫治病，灭虱治疥注射疫苗，减少传染病，改善广大官兵的健康状况，增强部队的战斗力，起着积极的作用。

　　日伪很快得知在深圳的东江纵队除伤病员外,无战斗部队,便兵分两路向深圳合击。纵队获得情报后通知医院、救护队和伤员立即转移。救护队连夜将全部伤病员转移至山界前,由驻港办事处组织华东医院转运至香港继续治疗。尔后,救护队撤过界河,在英界上水镇边一座空庙里,以禾草铺地和衣而眠,以解疲累。日军进入深圳后,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洗劫一周方罢手撤走。救护队第一分队率先重返深圳。接着,其他分队相继赶到。敌人的兽行令人发指。队员们用一整天时间,才把被日军杀害的几十具腐烂发臭的尸体抬到野外掩埋,并对所有饮用水进行检查消毒。有些队员由于劳累过度和污染中毒而病倒了。

　　在深圳清理尸体后,全体队员由英界上水镇返回第一战地医院。在短暂休整中,队员们谴责了队长陈雅云借故延误北上时机,滞留广州,违背上级北上抗日指令,使公物丢失将尽,并险些当俘虏,到江门后又擅离职守,弃队回故里,引来数人冒名进入救护队等等不轨行为。全体队员和陈雅云进行了昼夜辩论,结果导致全体闽籍队员由副队长李伯桂带领奔赴香港,救护队陷入分裂局面。后来,李伯桂从红十字会香港办事处获悉另一部分队员从南头回来,便带队友们前往探望,相互介绍了办事处已批准救护队北上抗日的决定,大家乐得手舞足蹈,兴高采烈地在香港度过了一个元旦佳节。

　　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队长陈雅云应广东省主席余汉谋之请，想将救护队留在广东。由于旷日持久的拖延和等待,造成药品器材及财物丢失,队员们悲愤交加,有的要求发放路费和护照,自行参加抗日;有的要求就地解散各奔东西,自谋生路;还有的要求集体重返缅甸。

　　1939年1月3日,刘传霄、刘家榘所在的缅甸华侨东江纵队战地救护队合并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委员会。刘传霄等50名缅甸华侨救护队从红十字会香港办事处领了路费和介绍信,由香港乘船赴广东汕头,在一小客栈休整三天后便徒步北上了。走了一段路休息时,从汕头方向开来三辆大卡车,是广东省卫生厅运药品赴韶关的,经交涉,押车人员同意队员们搭车。为防敌机空袭,汽车昼息夜行,道路崎岖不平,颠簸前行,经五昼夜才到韶关。在韶关火车站,有幸等到一列北上的闷罐车,队员们上了车。本来只几小时的路程，却行驶了两昼夜。到了衡阳,有三名体弱的队员因冻饿交加，下车后竟然无法行走，同伴们连背带搀地才出了站。就这样,队员们时而乘车，时而步行，忍饥挨冻，艰难地向西前进。救护队员冒雨在湘桂路上除了坐车外，徒步走了约20华里，到达目的地红十字总会时已是黄昏。总干事林可胜对救护队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让总务部送来了内衣、制服、大衣、棉被褥等。第二天，红十字总会又发给救护队员每人一套红十字会服装和50元生活费。

　　春节后,红十字总会办公室写信介绍救护队去祁阳一三七伤兵医院,参加卫训班学习。刘传霄等奉命乘一辆美制福特牌专车，同总部队的二三十辆这种车组成的队伍，沿湘西山路，辗转桂林、南宁、柳州等地，抵达贵阳图云关（救护总队的新址），被编入中国红十字会主办的战时公共卫生人员训练班学习。

　　1939年2月28日，时任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将军到贵阳视察。3月18日下午，冯玉祥在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总队长兼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主任林可胜的陪同下视察红十字会工作。陪同接待冯将军的还有流行病学专家施正信（卫训所防疫组主任）、环境卫生工程师过祖源（卫训所环境卫生工程学组主任）等。林总队长等向冯将军介绍中国红十字会救护人员在后方受训和前方办理医疗卫生、卫生防疫、环境卫生、灭虱、淋浴、治疥等工作。冯将军还到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观看环境卫生组安排的一些野战区环境卫生设施，如饮水消毒、钻空厕所、简易灭虱器等，并询问当前士兵们患些什么病，哪些问题比较严重，林可胜、施正信、过祖源等根据红十字会派驻在野战区的医疗、护理、防疫、环卫等队送回的工作报告，向冯将军做了汇报。

　　延安中国医科大学大门

　　当时军医院住院的病兵多，伤兵少。病兵中最多见的病是痢疾、腹泻、伤寒等肠胃传染病。这些传染病主要是细菌污染饮水、食物而引起的；其次是虱子传染的斑疹伤寒。尤其是西北气候寒冷，士兵个人卫生差，衣服不常洗，身上长虱子长疥疮，引起伤寒病的传播。

　　回答冯将军询问时，过祖源工程师还汇报了驻地环境卫生方面需要注意的4个问题：保护饮用水源卫生，加强水质处理，改良水井和抽水设备，重视饮水消毒；修建厕所妥善处理利用粪便和污水；修建焚毁炉和垃圾堆放场，防止蚊蝇滋生；修建灭虱、淋浴、治疥站，防止传染病，加强卫生保健。视察结束后，冯玉祥将军即席向在训学员“讲演”，勉励他们努力学习，应用新的知识，更好地为伤病士兵服务，为抗日战争胜利做出更大贡献。

　　1977年3月17日，河北省石家庄市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五九医院第四期西医中医班结业合影（二排左七为时任副院长刘传宵）

　　冯玉祥向林可胜总队长提出派医疗队赴西北服务。因为刘传霄、刘家榘等人原来在缅甸公共卫生医务专科学校就学过两年的医务专业，又有在东江纵队从事战地护理，被抽调入第五十四医疗队任医护员，刘传霄等随冯玉祥将军开赴西北。

　　当时西北前线缺医少药，伤兵得不到及时的医护，往往轻伤转重，重伤致死，造成不应有的伤残与死亡，严重影响了士气和战斗力。刘传霄、刘家榘等第五十四医疗队到来后，情况有所改进，伤兵运到后，及时加以医治，轻伤者医治痊愈即重返战场，重伤员则经过紧急处置后，转移到后方医院。同时，怀着对抗战官兵的深挚感情，积极做好部队本身和部队驻扎乡村的环境卫生宣传与示范工作，刘家榘随着其堂叔刘传霄，负责战地营地供水、排污和灭菌工作，预防水传染病与肠胃病，从而减少了传染病，改善广大官兵的健康状况，增强部队的战斗力，起着积极的作用，体现拳拳爱国之心。

　　1940年底,经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介绍，刘传霄等27人穿越层层阻碍奔赴延安，刘传霄改名“坚心”（表明“坚定的心志，坚心如铁石”跟党走）参加了八路军，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日烽火中。刘家榘等23名队员则留在西安。

　　刘传霄，历任延安第二兵站医院副看护长。1942年入延安柳树店中国医科大学医科学习。

　　毕业后，刘传霄在延安安塞边区医院任门诊医生。

　　1945年5月，刘传霄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时期,任热河军区卫生部部长。当时部队分散、环境艰苦、经费匮乏，刘传霄克服困难，注重医疗卫生队伍的建设，并积极组建卫生所、卫生队、卫生部和野战医院，组织医务人员自采中草药，自制医疗器械，自己动手修建病房，为所属部队医疗防疫任务的完成多有贡献，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1951年3月，在抗美援朝的隆隆炮声里，河南省军区干部疗养院和四十八军野战医院医务人员在驻马店地区迅速集结，合并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预备医院，受领收治抗美援朝志愿军伤病员的紧急任务；1951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预备医院更名为第六十二预备医院。刘传霄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六十二预备医院副院长兼医务主任。

　　1952年5月，中南军区六十二预备医院更名为第七十七预备医院，刘传霄仍任副院长兼医务主任；1954年8月，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五九医院，刘传霄任河北省石家庄市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五九医院副院长，副师级，1979年2月离休。

　　2006年10月4日，刘传霄因病在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医院去逝，终年86岁。

　　最近应省侨务部门之请撰写红色历史，其中有汾阳东安里刘传霄和刘心榘两位南洋华侨回国抗战，刘传霄赴延安；解放战争时期，刘心榘在贵州参加起义，参加解放军并参加抗美援朝。——作者

　　作者简介：

　　刘传标，长乐人，生于1960年，历任福建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历史研究所所长等职，现任二级研究员（二级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专家，中央、国务院台办“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福建省“百千万人才”，福建省第一批特支人才“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曾荣获“省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福建省五一劳动奖章”等，中国共产党福建省第九届党代表、省政协委员。主要从事闽台区域历史文化研究，完成多项国家社科规划重点研究项目，其著作先后获得福建省第六届、第七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第八届、第十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等社会科学最高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