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奉，这位在长乐的浩瀚历史长谷中留下了第一声巨大回音的古圣先贤，就这样带着历代高德大士对他历经艰难而救死扶伤的杏林大爱发自内心深处的敬意，在后世者的笔下，受着崇敬而被升华为羽化登仙而跻身“神仙”之列的名扬天下之祖师。董奉，如此的遗爱，带动这般虔诚的崇敬，渺渺庐山、丰茂福山，随处可寻觅的是他永不言弃的奉献与付出，几十年如一日，未曾有一夕，我们的董仙终止过他那自小树立的拯救苍生黎庶于病魔苦痛的宏志大愿。这般的笃行，就这样让他的精神为那份独属于长乐人的能拼会赢之意志，涂抹下了最初的本色与底色，因之，长乐人得以继续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踽踽而行，而在董奉之后的数百年，又一位长乐走出的伟大的理想主义者，在这德行熏陶下的吴航大地将这面仁德与胸怀天下的旗帜抬得更高，更远，并使之超越其自身的所在而成为中华文化上的共识而流芳百世，他，便是我国禅宗的祖师怀海大僧，长乐人的又一个骄傲。

　　这是一片被爱环绕的土地，不是吗?从杏林春暖的润泽人心，再到清规戒律的自律与慎独意识的结合，它们都不仅仅局限于医学和宗教的一隅，而将爱与博大的胸襟、不懈的奋斗及持之以恒的努力融为了一体，它不断地告诉长乐人，更鞭策着长乐人，我们中华文化所始终强调的那句话“修身”与“天下观”的二元辩证法。长乐人深深铭记了这本土先人缔造的文化基因，直到连身为官宦之女的钱四娘，都能够不顾及古时女儿身的种种不便，而毅然决然地以弱质之躯，肩负起重责与重担，更何况，她所投身的重任，位于长乐千里之外的莆田，路途艰难，山高水险......这又怎能不让我们为长乐精神所折倒，所拜服?

　　远去的汉唐盛世，眼前的只是一片积贫积弱的中原和边疆危机。这是长乐步入两宋时代所无可回避的现实。尽管长乐远离战火纷飞的北国，然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意识，经过无数先人的言传身教，早已深深地渗入了长乐人的心中脑海。在乱世，在中华文化面临着“为往圣继绝学”的呼喊和期待之际，长乐这孕育贤明的海滨邹鲁又一次用自己的教化为挚爱的中华抚育出了长乐自己的“圣贤”——黄榦。如果说，董奉与怀海的精神遗产是长乐文化基因的奠基与加固，而钱四娘是长乐数不清的实现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统一的模范与先行者，那么黄榦即是真正意义上彻底构筑了长乐人在思想领域今后千年走向的伟大人物。可以说，他的出现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长乐的必然，因为长乐那让我们引以为傲的精神财富，也因我们积淀了数百上千年的薪火，实实在在到了应该发挥出它光芒的时刻了。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位伟人的横空出世，这位为我们留下了“道统斯托”、“朱门颜曾”称号的永不磨灭的伟大的光辉一生。黄榦，就这样与他所最终完成体系化的程朱理学一样，永载于了史册。

　　爱国，心系天下万民，是儒家永恒不变的主题式旋律。在黄榦皓首穷尽为长乐构造了浓厚而博深的理学体系之际，长乐人的视野早已超越了这吴航一隅的包围而投向了多灾多难的祖国。长乐这样一个弹丸之地，却为何能够让李纲、文天祥等被史书赞不绝口的民族英雄频频踏足，这在长乐人心中是无比的自豪，而在历史叙述者的眼中，同样是值得关注的特别现象。南宋终归是个大厦将倾的时代，始于李纲在靖康之变时的奋力抵抗，终于文天祥过零丁洋的悲怆凄苦，而长乐，恰恰是李纲与文天祥都曾驻足的土地，那么，我们不能不回过头来感受，长乐究竟是如何将这份民族精神凝聚在了这并不广阔的土地之上?这一切，我们应当从李纲的挚友——长乐人赵以夫身上寻找答案。

　　在赵以夫铁血孤忠的勉力挽救下，长乐一地洋溢起的是浓厚而从不低迷的全民奋斗意识。南宋凋敝的山河没能阻碍他们献忠于祖国的赤诚热情，更没能浇灭他们死于国难的拳拳之心。杨度曾经说过，“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这话对于长乐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出生于莆田的陈文龙，在长乐的爱国意识中成长，在赵以夫的精忠报国榜样下学到了人生与家国的价值所在。陈文龙最终做出了无愧于祖国与故乡的抉择，在家国沦亡、异族入侵的时代大背景下，将一片铁血丹心永恒地留在了公正无私的历史之中，而他，和文天祥赠予他的“兴龙”碑一起，为长乐人的家国大爱，染上了血色的风采。

　　在漫长的历史中，长乐并非只有乱世的腥风血雨，在风和日丽的时代，长乐人同样留下了令人惊叹赞服的不朽华章。陈容，与陈文龙一样均为陈氏豪杰，尽管他只是一个画家，尽管他并非王侯将相，但他却用他的画笔，为长乐人的智慧与长乐人的才华，做出了最为精彩的诠释，何况他所画的，是中国古代最为至尊的图腾——龙。这是不是又是某种象征呢?以龙为尊的时代，长乐的画者在艺坛的地位就此可见一斑，而长乐的文艺风气，也借由着陈容的如椽大笔而走向了两岸三地，至今仍为大中华圈的名家们津津乐道。

　　陈容的画作总是让我们想到传说中的神笔马良，在这个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个真正的画家不希望自己的画能够像马良的那样，可以使自己的想象与构思统统成为现实的实在画面。陈容的画大气磅礴，势不可当，而现实中的长乐，有一天真的实现了陈容画作的霸气，那又是一幅什么样的画面呢?漫天的浆帆，蔽日的旌旗，郑和带领着他的浩荡船队开进了长乐太平港，“将士卒二万三千八百余人”，从此，长乐人与大场面七次相逢相交，多少长乐人将自己的血汗与身躯，留给了郑和，留给了大明王朝伟大的航海事业?在郑和这位历史性的航海家与长乐之间，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而这些，最终使得长乐这个滨海地域，与海洋彻底结下了不解之缘。

　　郑和七下西洋戛然而止于封建王朝海禁自闭的万劫不复之中，这成了已然深深被海洋意识所烙印的全体长乐人心中永远无法言说的苦痛。可长乐人并没有放弃对海洋的摸索和对外部世界的探寻。陈振龙，这个听着家中长辈讲述海洋长大的长乐人，最终做出的壮举，可谓是势所必然。先薯亭的荣耀与长乐之间，本就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长乐人的精神，足以匹配这份荣耀。

　　陈振龙之后，长乐人依然在继续着与闭关锁国错误国策的斗争，从明到清，封建社会终于走到了它的夕阳余晖时期，腐朽透顶的清王朝夜郎自大，看不清世界的同时一样看不清自己，面对着诸国的船坚利炮与列强的狼子野心，朝廷除了退让与丧权辱国之外，毫无余力。此时此刻的长乐人，除了那份“秋风宝剑孤臣泪”式的遗憾与痛苦之外，又能如何呢?梁章钜作为晚晴身居高位的长乐人，明知鸦片的毒害与战争的风险，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天朝上国的迷梦在鸦片战争中破灭、崩溃。对于深知锁国危害的长乐籍官员，梁章钜力不从心，最后只能离开政坛选择了另一条道路——楹联大师?这恐怕是梁章钜这位胸怀大志的读书人哭笑不得的一个注脚吧。

　　梁章钜并不知道，他所面对的鸦片战争，仅仅还只是泱泱中华在工业化列强面前的屈辱历史的开端而已。鸦片战争之后的晚清七十年，卑微的外交罄竹难书，残酷的镇压此起彼伏，太平天国、捻军、义和团等民众前赴后继地起而反抗，却总归因为阶级的局限和时势的不利而折戟沉沙。当清王朝苟延残喘地走入了二十世纪，经历过庚子国变的中国人民早已忍无可忍。长乐人林述庆，当他每每回想起长乐在中华古时的人文荟萃和繁花似锦的生活，又怎能不对这个“洋人的朝廷”恨之入骨?于是身为清军将领的林述庆选择了反正，选择了用清王朝自我挽救的军队，终结了这个荼毒民众多年的政权以及这个早已不适合于时代的君主专制制度的生命。历史将如此重任交给了长乐人，而长乐人，并没有辜负历史的期许，林述庆攻下的南京，就在他的拼杀身影中，成为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第一个首都。

　　初生的民国如同一个婴儿，禁不起各种势力的操纵与左右。林述庆对此是无可奈何的，就在民国草创的次年，他就在满腔的遗憾与不甘中早早地离开了他所眷恋的祖国人民。而民国也从此陷入了军阀们彼此倾轧、争权夺利的大争之世之中。在这样的时代，文化人自觉主动地承担起了更化中国思想文化的神圣使命。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爆发了，那儿走出了鲁迅、胡适、李大钊、陈独秀，也同样走出了长乐人郑振铎，留下了他清秀削瘦的面庞侧影。郑振铎一身干练，四处奔走、与鲁迅组成“南讯北铎”的黄金组合，共同为中国的命运而竭尽全力。郑振铎时常怀着“功成不必在我”的赤子初心，最终，郑振铎“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地在为国公干的途中离开了人世，留给我们的，是他一生为祖国母亲整理的无数文化财富。

　　在郑振铎及其文友们奔波于新文化运动的当口，五四运动一声惊雷，将一个正在学习医学的女孩带向了一生的文学之路。这位和鲁迅有着一样“弃医从文”经历的人，就是冰心。冰心成长于军旅，从小便带有和一般女孩不一样的豪迈英气，在面对着国家存亡与民族危机的抗战时期，冰心从不畏惧，而是“巾帼不让须眉”，和男人们一同为祖国的需要而忙前忙后。这位钱四娘的同乡人，冥冥之中接过了长乐女子从不退缩的飒爽英姿，终于，冰心成了民国文坛的元老级女作家，成了国内公认的“文坛祖母”。在她不停播撒爱心的一生中，长乐历代先贤的各种精神，我们均能在冰心身上找到痕迹，诚如巴金所说的“有你在，灯亮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