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河下街热传一句“麻小姐看中金钱豹”的口头语，笔者在上篇唠叨了“麻小姐”称谓的来龙去脉，还介绍了被麻小姐看中的“金钱豹”，那么“麻小姐”是谁?

　　河下街有一位被称作麻小姐的人。这人目前还在世，她至少也有90高龄了，不久前在河下街仍见到。她柱着拐杖，不用人搀扶还能独自行走，虽然步履不大稳健，但还不至于那么蹒跚。她年轻时，每天提一篮鸡鸭蛋带一杆短秤，在河下街市场边上售卖。

　　她是不是看中金钱豹的那个“麻小姐”?我小时候曾经询问过大人，可大人们不屑于一个小P孩的问题，没有给出明确答复。

　　是不是那篇新闻的主人翁，再寻根问底已毫无意义。这里，就只说说这位卖禽蛋的麻小姐。

　　麻小姐的大儿子比我大一两岁，我懂事时，她丈夫就是一个无法劳动的病人，几个孩子都小，靠她卖禽蛋做小生意维持生计。当时一斤鸡蛋8毛钱左右，鸭蛋略便宜几分，这样的价格维持了好久好久。改革开放之前，某报的元旦社论经常有“市场繁荣、物价稳定”的句子，市场是否繁荣不去说它，物价稳定倒是实话。8毛钱是什么概念?那年代，供销社的家属工，如果做的是点工(按时间计报酬)，每天需做8小时，一天的工资是8毛，开税务发票要10%税费，到手就只有7毛2分钱。一天的辛勤劳作，换不回一斤鸡蛋。那时候物质紧缺，除了国家供应的东西是平价，私下交易的价格都贵。政府不允许私下交易，被抓了要被没收、批斗甚至把身份归入“二盘商”打入另册。当时管理市场是隶属于工商局的“市管会”，就驻扎在河下街市场内。可麻小姐的禽蛋买卖也没看到受冲击。市管会有个胖胖的小年轻人，仗着老爸是工商局干部，虽“临时工”可“脬脬(方言pa)很涨”，对挑葱卖菜的乡下人凶神恶煞，但他也不敢难为麻小姐，可能知道麻小姐是地地道道的河下街人。

　　表面上看麻小姐是专门卖禽蛋的，其实不然，她还暗地里买卖粮票、布票等商品供应票券。

　　那个年代，买什么都凭票，是计划经济时期特有现象。有年轻人问我，有了票是不是就不用花钱了?其实，执有某商品供应票券，只是获得这些票券上确定数量的购买资格，钱还是照样要付。供应票券按人口发放，只在国营商店流通，买的是“平价”商品，比黑市交易便宜得多。凭粮证或粮票到粮站买大米，每斤只有0.121元(一毛二分一厘)，这个价格从我记事时维持到改革开放后取消票证供应为止。而私下交易就贵得多，“三年困难”时期最贵的卖到3、4块钱1斤，要好几天工资才能换回1斤大米。那时，只有对“居民户”才供应粮食，成年居民每个月供应23斤;布票按人头发放，无论大人小孩每人一年1.4丈(还是1.2丈?)。

　　那么，这么有限的供应量，为什么还有多余粮票、布票出卖呢?

　　“三年困难”时期提倡“生产自救”，有劳动力的就往山上开荒种些番薯之类，许多人还利用房边屋后零星空地种瓜种菜，喝汤吃稀瓜菜充饥，节约下来的粮票就可以作高价调剂。对出卖的粮票，当时有很形象的比喻：从牙缝中抠下来的。那时穿衣提倡“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好在我们这里是侨乡，许多人有海外关系，那时海关规定有几种特定的布料，比如“印蓝士林”“龙头白布”进口都是免税的，寄回来一包有几码，用户口簿到邮局核对收件人，说对寄件人名字，只要缴纳2、3毛钱手续费就行。一个人一年可以收受一两次，多了会被退回海外。有海外关系的人就会省下许多布票。

　　那个时候严禁票券买卖，如被抓就会被严厉处理，交易都是在私下进行。要卖的人和要买的人都找麻小姐，可见她做这样的生意也是半公开的，却也没有发生意外。我小时候看到大人把几丈布票交给路过门前的麻小姐，谈好价格就让她带走，过三五天她才将钱送过来，都是乡邻乡亲的，互相信任，也可见麻小姐诚信度不错。

　　我长大以后忙于工作，就很少再见到麻小姐;她儿女也都长大，可能生活有了好转，不再在街市上劳碌，因此遇见的概率就低了。

　　麻小姐是芸芸众生的河下街人之一，不知道她童年是否真是富庶之家的千金，还是被戏谑为“小姐”，但我看到的是，她同许许多多普普通通的河下街人一样，勤奋养家，安分守己，是个好人。祝愿她晚年幸福安康。